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能夠與美國霸權抗衡的就是蘇聯、中國和印度。在這三者間，西方第一個打倒了蘇聯，蘇聯被打倒以后，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壓力驟然增大。這時的印度尚是牽制西方的戰略力量。如果中國倒了，西方下一個目標就是印度。同樣，如果印度倒下，俄羅斯又尚未恢復，中國的壓力就會更大。與中國相比，西方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還能容忍印度的獨立性，并不是因為印度的強大而是由于它的虛弱。

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權國家必須絕對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個大版圖國家，其版圖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臟，印度還有核武器，這是視印度洋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國家不可能長期容忍的。而對印度來說，其南端的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北方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分裂運動，都是可為西方利用來分裂印度的伏筆。

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預留有伏筆。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部緊靠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就有西方預留的伏筆，馬六甲海峽東端的新加坡、巴拿馬運河邊的巴拿馬就是在西方的推動下獨立建國的。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現在還不會動手，得等到中國倒下之后。當時英國從印度走的時候，把將英占印度一分為四，在印度本土的東、北、南三面分別放手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獨立建國。英國沒有讓印度失去其大版圖，這是英國為將來重返亞洲預留的鋪墊，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強大，更不能獨控印度洋。

印度并不是個強國，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全被英國人踩碎了。印度經濟被龐雜的——封建的、買辦的和國家的——產權所有制關系所困擾，其意識形態又被龐雜的各式民族宗教問題所困擾。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沒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過其他亞洲國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們對這些國家的肢解都是對稱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對稱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亞的中心地位。但這并不是因為西方人有什么憐憫之心，而是他們尤其英國人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陸預留的伏筆。如果未來美國退出，英國人也不會放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圖是為了屆時進一步控制南亞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的全局觀，習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見印度總理莫迪。接見地點的選擇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經的起點，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這里會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國和印度關系的正道，這是由中印間的政治地緣形勢特點決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規模入侵多來海洋，未來的主要壓力也來自西方海權國家。

中國和印度都不可能有兩條戰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

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

對一個國家外交最具災難性外交選擇的就是被迫陷入兩線作戰。著火點多并不怕，兩面著火才可怕。中國多災多難的近代史就與我們的外交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困境有關。北邊有俄國，南邊有英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沿長江兩岸瓜分中國路權的協議，這事實上是以長江為界將中國一分為二；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國又被分裂為數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為什么修“三線”，北邊有蘇聯，南邊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國。這對中國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脅。

大西南是中國絕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戰略基地，毛澤東在“三線”國防布局中西南是重點。但是西南這個方向，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不在攻而守，進入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戰斗力都會被碎化并為山地游擊戰所消滅。這個地方外接進入印度洋的滇緬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長期堅守和絕地適時反攻的形勢。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等就沒有這個條件，他們的地形一馬平川，為四戰之地。希特勒一個月就把法國打敗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勢。從地緣政治的意義上說，中國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給予中國第二次生命的地區，非常重要；中華民族誕生于大西南，最后的生死依托還在大西南。

經營大西部，構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

經營大西部具有對內穩定華中地區和對外謀劃印度洋的雙重任務。

毛澤東在考慮“三線”的時候，第一個就考慮路的通暢。其間，通內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連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于優先地位。

滇緬線具有戰略意義，云南也因此是中國面向印度洋的橋頭堡。

經營大西部的另一戰略任務是謀劃印度洋。目前我們的經濟正在隨一帶一路大幅向外輻射，政治、軍事、司法也得外向輻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國家的力量實現海外資產保護，這對我們理論研究提出許多新課題。

我們的安全問題已出國門了，這是我們過去沒有遇到的新問題，也是我們提出中國需要經營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論的現實依據。但由于我們長期以來沒有經營海洋的經驗，更缺經營海洋的手段，因此，我們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東海問題解決之前，當以守成為宜。

第一步，要把東海問題先解決好，如前所說，中國西南問題與東北甚至整個東部是連為一體的聯動關系。東部問題不解決，西南方向壓力就大。反之則反是。

第二步，在東部尤其是東海、南海主權回歸問題解決后，就可以戰略西移開始考慮謀劃繼而經營印度洋問題。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謀劃印度洋不能理解為謀劃印度，它考慮的是整個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與我們的關系，為什么?印度洋的戰略資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東邊是緬甸、泰國等，西邊是伊朗、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夾在中間的才是印度。

我們以前以印度為重心的印度洋戰略，目前看似有緣木求魚之弊。鑒于印度洋的地緣政治特點，有必要將以印度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點一面”即印度一點、印度洋一面的戰略改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點”是緬甸、印度和伊朗三個戰略支點。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支點。印度畢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國家，它在環印度洋地區還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伊朗和緬甸是軍事意義上的支點，它們是存在于中國西面和西南兩大戰略通道，與印度相比，更具軍事國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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