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庫爾德問題是中東地區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反映出中東地區復雜的民族矛盾，其實質是民族不平等而引發的庫族反抗及爭取獨立建國的斗爭。庫族獨立建國努力與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四國維護國家統一形成尖銳矛盾。庫族獨立運動歷程充斥曲折與苦難。1991年海灣戰爭使庫族獨立運動煥發生機。2011年爆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及敘利亞、伊拉克亂局使庫族獨立運動呈現崛起勢頭，直接關乎敘利亞和伊拉克兩國的統一與分裂，對土耳其徐圖坐大中東構成掣肘。美俄及各自地區伙伴競相利用庫爾德問題，以維護自身利益或增擴博弈籌碼。展望未來，“庫爾德斯坦”獨立建國雖受到內外因素制約，然而伊北、敘北庫族仍執意推進，恐將對地區格局形成強力沖擊。
庫爾德問題是中東研究領域的一個老話題。以往國內外學界對其進行過不同角度的研究，主要探究其歷史學、民族學以及國際關系史價值。近年來，“庫爾德斯坦”獨立建國的思潮與運動迅猛發展，已經成為牽動地區格局演變的重大因素。針對這一動向進行梳理研究，對于認識當前中東地區大國博弈、地區強國爭雄、地區力量對比變化、相關熱點問題走向等，皆具現實意義。
一、庫爾德獨立運動的基本脈絡
庫爾德人[1]是中東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自古至今，庫族主要聚居于庫爾德斯坦地區（簡稱“庫區”），總面積為39.2萬平方公里。該地區橫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四國。匯總四國近年來的人口統計，四國境內庫族人數合計約2800萬。其中，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地區被稱作“北庫爾德斯坦”，面積約19萬平方公里，庫族人口約1500萬；伊拉克北部地區被稱作“南庫爾德斯坦”，面積約12.5萬平方公里，庫族人口約700萬；敘利亞東北部地區被稱作“庫爾德斯坦羅加瓦地區”，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庫族人口約200萬；伊朗西北部地區稱作“東庫爾德斯坦”，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庫族人口約400萬。此外，約有200萬庫爾德人定居或流落于歐洲、外高、北美等地區18個國家。
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國家是庫族的歷史性追求，自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便已發軔，其思潮與運動由小到大，從意識形態運作發展為武裝斗爭。1880年，庫爾德民族英雄烏貝杜拉（Sheikh Ubeydullah）領導庫族部落武裝同時在土耳其東部、東南部和伊朗西北部發動大規模起義，宣誓為建立獨立庫國而“戰斗到底”。[2]該起義遭到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愷加王朝的聯合鎮壓，但在庫爾德斯坦廣大民眾中播下世代爭獨立的火種。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戰敗，被迫于1919年與協約國訂立《色佛爾條約》。該約規定，庫爾德人可在幼發拉底河以東和亞美尼亞以南、敘利亞和伊拉克以北庫族占多數的地區建立自治區或獨立國家。這是國際上唯一涉及庫爾德人自治或獨立的文件，至今被四國庫爾德政治勢力所借用，成為其謀求建立庫族獨立國家的主要法理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伊始，庫爾德斯坦獨立運動便成為美蘇在中東爭奪勢力范圍的抓手之一。1945年12月，在蘇聯支持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KDP，簡稱“庫民黨”）[3]在伊朗馬哈巴德成立，分為伊朗和伊拉克兩個委員會，伊朗委員會負責人為卡奇·穆哈馬德（Qazi Muhammad），伊拉克委員會負責人為穆斯塔法·巴爾扎尼（Mustafa Barzani）。庫民黨宣布成立“馬哈巴德共和國”，選舉穆哈馬德為黨主席和“總統”，巴爾扎尼為庫族武裝司令，奮斗目標是推翻伊朗、伊拉克封建王朝，最終建立統一的“庫爾德斯坦共和國”。庫民黨黨綱確定“馬哈巴德共和國”為“庫爾德斯坦共和國”的初級階段。1946年8月，庫民黨伊拉克委員會缺席選舉巴爾扎尼為黨主席，從此“老巴爾扎尼”便牢控庫民黨。1946年12月，巴列維王朝調集重兵剿滅“馬哈巴德共和國”，伊朗庫民黨大批骨干戰死或被俘，從此進入蟄伏期。穆哈馬德被俘并被處以絞刑，老巴爾扎尼流亡蘇聯。
1958年7月，以卡塞姆準將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推翻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卡塞姆在內政和外交領域推行一系列進步政策，包括緩和阿拉伯人與庫族的關系，邀老巴爾扎尼回國幫助政府治理庫爾德地區。老巴爾扎尼幫助政府平息了摩蘇爾復興黨叛亂，但他與伊拉克共產黨合作推行土改引發黨內紛爭，遂提拔賈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一批少壯派進入黨中央領導層助其控局。塔拉巴尼借機拉幫結派，培植嫡系勢力，迅速在黨內坐大。庫民黨內部形成兩派，即傳統派和左派，老巴爾扎尼和塔拉巴尼分別成為兩派領袖。傳統派在老巴爾扎尼的領導下，奉行庫爾德民族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左派在塔拉巴尼率領下，主張對庫民黨進行世俗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改造，引發老巴爾扎尼的警覺。此外，兩派在如何與歷屆伊拉克中央政府周旋的問題上也存有嚴重分歧。在1964年7月庫民黨六大期間，老巴爾扎尼設計抓捕了塔拉巴尼及其追隨者4000余人，將他們驅逐到伊朗。塔拉巴尼后來利用伊拉克復興黨與敘利亞復興黨之間的矛盾，率追隨者進入敘利亞。這次“清黨”確立了老巴爾扎尼在庫民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1975年，伊拉克復興黨政權對庫民黨武裝發動全面清剿，老巴爾扎尼率殘部敗走伊朗，從此再未返回伊拉克庫區，直至1979年客死美國，庫民黨領導權由其次子馬蘇德·巴爾扎尼（Masoud Barzani）執掌。1975年6月，塔拉巴尼在大馬士革組建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簡稱“庫愛盟”）[4]。以庫愛盟成立為標志，伊拉克庫族獨立運動形成兩大政治勢力，庫民黨和庫愛盟分別從境外不斷向伊拉克庫區派遣干部，恢復基層組織和武裝力量。
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兩大庫族勢力借海灣戰爭發動起義，遭薩達姆鎮壓。4月7日，美英法在伊北劃設“禁飛區”，庫族被保護起來，兩派開始在各自所控區域建立“國中之國”。1994—1997年，庫民黨和庫愛盟在伊北打了三年內戰，經美國調停實現“和解”。1998年9月，兩派簽訂《華盛頓協議》，“共建自治區”，延續至今。
受伊拉克北部庫族獨立運動的感召和影響，土耳其庫族于1978年11月成立庫爾德工人黨（PKK，簡稱“庫工黨”）[5]，推舉阿卜杜拉·厄賈蘭（Abdullah ?calan）為黨首，指導思想為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斗爭目標是建立獨立和統一的庫爾德斯坦國家，但可分為“高度自治”和邦聯等階段。在厄賈蘭領導下，庫工黨建立起“人民自衛軍”（HPG）和“婦女解放軍”（YJA），并從1984年起開展爭取獨立建國的武裝斗爭。為有效對付土耳其政府軍的掃蕩和圍剿，庫工黨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均建立了分支或根據地，并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作為戰略后方。為防領導集體在土軍或伊軍清剿中悉數遭遇不測，厄賈蘭本人于1979年7月率精干參謀和通信班子潛入敘利亞，遙控指揮庫工黨在各國的活動，直至1998年10月被老阿薩德“規勸離境”并于翌年2月在肯尼亞被土耳其特工組捕獲。厄賈蘭被捕后，庫工黨組建了巴伊克（Cemil Bayik）、卡拉耶蘭（Murat Karay?lan）、侯賽因（Fehman Hüseyin）三人領導小組，又稱“三人團”，擁戴巴伊克為領袖，直至今日。
為策動庫工黨內訌，土耳其政府不斷傳播厄賈蘭“叛變”、“懺悔”、“向政府提供大量絕密信息”等消息，曾一度奏效。部分庫工黨高層領導人對斗爭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一批基層干部甚至脫黨。出于恢復全黨凝聚力和戰斗力的考慮，庫工黨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了解厄賈蘭在獄中的表現。2007年5月，巴伊克代表庫工黨中央宣布，厄賈蘭在囹圄之中“堅貞不屈”，庫工黨已經識破土耳其政府的離間計，厄賈蘭作為黨的締造者將繼續受到全黨擁戴，其思想將繼續指引該黨未來斗爭。巴伊克還提出，庫工黨將同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的庫族政治勢力構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逐步實現建國夢想。從那時起至今，庫工黨在四國庫區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已恢復至3萬人左右。其最大成就是，推動敘北庫族建立“北敘聯邦”，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定都卡米什利（Qamishli），并于2014年舉行選舉，建立了立法、司法等機構，頒布了《憲法》及其他法律，擴編了“人民保護軍”（YPG）和“婦女保護軍”（YPJ），這兩支武裝力量構成現今“敘利亞民主軍”的主干，并得到美國的支持。“北敘聯邦”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干部由庫工黨派出，政黨形態是“民主聯盟黨”（PYD）,[6]以掩人耳目，旨在淡化庫工黨實控色彩。“北敘聯邦”社區建設和民眾管理遵循厄賈蘭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厄賈蘭一些重要著作，如《21世紀庫工黨和庫爾德問題》、《文明之根》、《民主邦聯主義》、《婦女革命》、《民主文明宣言》、《談判路線圖》等成為“北敘聯邦”黨政軍干部的必讀書，這些著作的一系列重要立場和觀點在敘北庫族民眾中亦產生廣泛影響。如今，以巴伊克為首的庫工黨首腦機關已扎根“北敘聯邦”，并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根據地保持密切聯系與協調，同時指揮土耳其東南部庫工黨的斗爭。
二、庫爾德問題成為牽動敘利亞局勢走向關鍵因素
自2011年初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波及敘利亞并引發戰亂以來，敘利亞危機一直沒有擺脫巴沙爾去留這一實質難題。巴沙爾去留不僅關乎沙特與伊朗在中東的地緣政治角力，更關乎美俄在歐亞大陸的爭奪與利益置換。因為巴沙爾掌控下的敘利亞構成“什葉派新月地帶”的中樞，且敘伊（朗）、敘俄是同盟關系，俄伊是友好合作關系。美沙等國欲通過推翻巴沙爾政權而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美國在烏克蘭陷入戰略僵持，均面臨一些困難，包括后續手段不足和難以協調盟友配合，這就需要通過利益置換來緩和關系，相互“松綁”和喘息。而巴沙爾政權的命運似可作為美俄利益置換的籌碼。俄羅斯是否能一直力挺巴沙爾政權，取決于美國能否在歐亞大陸對俄羅斯做出地緣政治讓步。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尚看不出美國讓步的跡象。盡管敘危機走向關涉美俄重要戰略利益，且美俄均采取了有限軍事介入，但雙方均力避在敘直接交戰。
縱觀敘危機六年多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11年初至2014年9月，美國及沙特等國為推翻巴沙爾政權，不惜支持包括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在內的一切反對派，以達到低成本“借刀殺人”之目的，即只要是決心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勢力，美沙等國都予以支持。然而，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和伊朗援助下頂住了反對派的武裝進攻，反對派則嚴重分化，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崛起，威脅到西方國家及其中東盟友的制度安全，迫使美歐及中東盟友不得不將“反恐”置于“政權更迭”之前。第二階段，從2014年9月至今，美國中東政策（包括對敘政策）經歷了由奧巴馬時期向特朗普時期的調整，實現了由“反恐優先”向“反恐與政權更迭并重”的轉變。2017年4月美國對敘空軍基地的巡航導彈攻擊以及特朗普等隨后的涉敘政策表態，正是如上轉變之標志。
應該指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權更迭”，是以不投入大量美軍地面部隊為前提，這就決定了“倒巴沙爾”（下文簡稱“倒巴”）進程的主要形式仍是代理人戰爭，耗費時日。為達成推翻巴沙爾政權的目標，美國至少需要做四件事：第一，駐敘美軍（約1000人）作為政治威懾手段，首先阻隔敘政府軍對反政府武裝的進攻，使反政府武裝重整旗鼓，繼而對反政府武裝實施戰場培訓，大幅提升其戰力。此舉旨在推促戰場力量對比逐步發生有利于反政府武裝的演變。同時，對敘各戰略要地和政府軍兵力火力配置實施戰場偵察，為將來“倒巴”軍事行動提供可靠情報支撐。第二，對由庫族為主干的“敘民主軍”實施政治改造，使其由打擊“伊斯蘭國”的力量轉變為“倒巴”力量。第三，主動改善因2016年“7·15政變”而惡化的美土關系，使土耳其改變對“敘民主軍”的立場，并參與到美國領導的“倒巴”陣營中。第四，爭取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及約旦等地區盟友加大支持敘反對派的力度。
如今敘利亞戰場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利益取向與敘利亞戰亂第一階段的情況大不相同。此前，推翻巴沙爾政權是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共同目標，且有不同程度的配合。因戰局不妙且美國無力統合，于是反對派武裝各尋靠山，在抵抗巴沙爾政權清剿的同時，彼此間搶奪地盤，相互火并。雖然敘境內大大小小反對派武裝有上百支，但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背靠美國支持，目前看主要以“敘民主軍”為代表；第二類背靠沙特、卡塔爾等國極端宗教勢力的財力支持，主要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第三類腳踩幾只船，包括接受美、沙、卡支持，但主要投靠土耳其，如“敘自由軍”和“土庫曼旅”。
從實力及所控區域看，目前最強的是“敘民主軍”，約有8萬多武裝人員，主干是庫族武裝“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余部由阿拉伯人、亞述人、亞美尼亞人、高加索人組成，約有1萬人。“敘民主軍”依托“北敘聯邦”根據地生存發展，范圍不僅囊括整個羅加瓦地區[7]，還將地盤延伸至阿勒頗、哈賽克、拉卡、代爾祖爾等省部分地區。目前，“敘民主軍”已經發動奪取“伊斯蘭國”臨時首都拉卡的戰役，將其并入“北敘聯邦”的意圖明顯。如此看來，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及其領導下的“敘民主軍”已成為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關鍵力量。
從政治訴求看，“民主聯盟黨”首先致力于將“北敘聯邦”變成國中之國，并坐大做強，打擊“伊斯蘭國”和推翻巴沙爾政權僅僅是其爭取美國扶植一個途徑。無論巴沙爾是否被推翻，“北敘聯邦”都恐難被外力所滅。敘利亞“碎片化”如今已是事實，未來的敘利亞能否再次一統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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