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羅馬作為富強的范本，不僅可能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有可能把我們引向未曾預料的，更加危險的境地。

上周（10月22日），《羅馬人的故事》的作者鹽野七生女士首次訪華，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她的《羅馬人的故事》這套作品的中譯本在去年出版之后，贏得了包括王石在內的中國多名企業家的熱情推薦，書的銷量直線上漲，以至于你在機場書店林林總總、花花綠綠的成功學教本旁邊，都能發現這么一套歷史著作。此次來華，除了火爆的讀者見面會以外，鹽野女士還應邀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做了題為“從小城邦到大帝國：為什么古羅馬能夠成就帝國大業”的主題演講。一位歷史研究者，寫了一個消亡已久的帝國故事，不僅博得了如許眼球，還獲得了官方研究機構的認可，這多少是件讓人驚奇的事情。

王石在為《羅馬人的故事》這套書所作的推薦序中，以“為什么是羅馬”作為序文的標題。這個帶著日文翻譯腔的生硬標題其實大可以分解成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羅馬能夠成就帝國大業（也是鹽野女士在北大演講的題目），二是為什么今天我們需要了解羅馬的歷史。第一個問題更多的是歷史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則關乎我們對于現實的態度。那篇序文把這兩個問題一股腦都回答了。在王石看來，羅馬之所以為羅馬，是因為其“寬容與開放”的“精神特質”，而此種精神特質，不僅僅對于如他一樣的跨國企業管理者有很大的啟示，也是當今中國在發展路上大可以學習、借鑒的。從提供了強大和成功的秘方這一層面來看，十五卷本的《羅馬人的故事》并列于各式“成功學”作品，似乎也不能算是太出格。

每個人也許都希望從過去中總結經驗教訓，找到未來的行動綱領。羅馬的故事是一套方便的教程教案，因為羅馬本身太龐大，也太遙遠了。它始終模糊的面貌，對那些希望從歷史中學到一課的人們，可能恰恰是一個幫助。在歷史上看，“羅馬”的擁躉并不少：伊凡大帝把莫斯科稱作是“第三羅馬”——沙皇（Tsar）一詞，其實就是凱撒（Caesar）的俄文形式；希特勒對于羅馬的酷愛眾所周知，除了他重建柏林，塑造當代羅馬城的宏偉計劃之外，他還把英格蘭稱做“當代的迦太基”；當時的英國輿論，在反抗納粹戰時宣言中，卻常常把自己稱作是“羅馬的精神繼承者”；即使明智如拿破侖者，也希望在自己的加冕典禮上拷貝查理曼大帝登基時的儀式，除了要帶上同樣形制的月桂金冠意外，他要求儀式有十二名處女參加——在革命之后的巴黎她們可成了瀕危物種。羅馬，作為一種帶有強烈神秘感的國家榮耀，很容易的就會被野心勃勃的領袖們借用，成為盛世和勝利的標語和口號。（想想墨索里尼的“向羅馬進軍”吧！）

當然羅馬不僅僅是一種目標，它還可以是一系列實現榮耀的手段和方法。在羅馬這一課的大批學生中，英國人，或者更確切的說，已逝的大英帝國的貴族管理者們，無疑是最勤奮、最認真一群人。他們接受過古典教育，游歷過許多羅馬帝國的歷史遺跡，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滋養下長大，最后，他們還熱愛閱讀歷史作品——如果當時也有機場書店的話，那么書架上十之八九會是《XXX人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位置，當屬愛德華·吉本的不朽之作《羅馬帝國的衰亡》。這本英文語言藝術的集大成之作，在當時的許多英國貴族、殖民者看來，也可以被當成《資治通鑒》一樣的工具性讀本來使用，他們希望在羅馬的廢墟之上，建立一個永不會垮下的大英帝國。

如果說當時一千個英國貴族眼中有一千個羅馬，也許稍顯過分了些，但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出幾十個羅馬出來。

首先是共和的羅馬，高尚，充滿英雄氣質，現代政體的典范，維多利亞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麥考利爵士在他的《古羅馬的面相》一書中就是這么描述的。在哈羅公學就讀的年輕的丘吉爾，曾經試圖把這本書全文背誦下來，以證明自己其實天賦異稟，并非一個成績不上不下的平庸之輩。

然后是一個道德嚴肅、堅韌不拔的羅馬，斯多葛學派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道德訓律，給許多英國貴族殖民者提供了精神后盾。塞西爾·羅茲，大英帝國南非殖民地的締造者，喜歡讀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就像蔣介石沉迷于《曾文正公全集》那樣。

當然還有帝制的羅馬，在議論“民主”這一制度的優劣的時候，你不時能讀到當時的英國人把羅馬作為成功的歷史樣例，證明獨裁政體也能取得成功。托馬斯·德·昆西，《一個英國鴉片服用者的自白》的作者，就曾經對凱撒剝奪人民自由之舉贊賞有加，看來鴉片槍確實對理智不太有利。

我們也別忘了天主教的羅馬，被吉本斥之為迷信、狂熱并且腐敗，是最終導致了整個羅馬帝國的關鍵——也許在吉本和他的讀者的潛意識里，大英帝國因為有新教傍身，起碼在這件事上，不會重蹈羅馬的覆轍。

不同面相的羅馬真是太多了，充盈著當時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計算時間的歷法，記錄年代的羅馬數字，到遍布歐洲的殘垣斷壁，古董愛好者手上半真半假的工藝品。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雖然存在于不同的時空里面，但是它們好像如影隨形。《凱撒傳》一書的作者J.A. Froude在書的開頭這樣寫道：“英國人和羅馬人，他們在本質上彼此相似。”(The English and the Romans essentially resemble one another.) 這是對羅馬的歷史想象的極致。

既然羅馬人和英國人如此相似，那么他們在建立帝國方面的成功奧秘，必然也有共通之處。布萊斯子爵聲稱兩個帝國都是在“性格”的力量之下建立起來的；查爾斯·盧卡斯爵士則進一步認為，羅馬人和英國人都有一種“統治的天賦”；至于所謂“寬容和開放”的“精神特質”的說法，鹽野女士也算不上是首創。曾任大英帝國埃及最高長官的克羅墨勛爵（Lord Cromer）就認為，羅馬帝國的成功，在于它能夠很快、很有效率的吸收意大利之外的人才為其所用。相比較而言，英國人依然有很強的種族歧視，在擴大殖民帝國的過程中，很多做法常常是“毫無必要的排外”。對于克羅墨勛爵而言，帝國管理只要增加了當地人民的參與，很多危機都可以避免，諾大的帝國事業就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在蘇格蘭都差點公決獨立出英國的今天，不知克爵會做何感想呢？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英國殖民者都對羅馬抱有相同程度的好感，或者認為英帝國和羅馬帝國是歷史的雙胞胎。一戰時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對把英帝國和羅馬帝國放在一起類比的做法嗤之以鼻，他曾在1921年英聯邦帝國會議上對與會者說，大英帝國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自由，才是我們團結一致的原則”。喬治·奧威爾是英帝國的親歷者，也是其最強烈的批判者之一，但是連他都承認，英帝國，相比較羅馬帝國而言，顯得更加文明和自由。而那位曾經努力背誦羅馬歷史的丘吉爾，則在后來的政治生涯中認識到，帝國的榮光，其實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他曾以其吉本式的汪洋恣肆的筆法寫道：

當我們從瑰麗的理想轉向丑陋的現實，不同的觀點會油然而生……在征服和統治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空隙，而這空隙中填滿了貪婪的商人，不稱職的傳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以及說謊成性的投機家，他們攪亂了被統治者的視聽，也激發了征服者卑鄙的野心。任何有思想的人看到這些罪惡的跡象，都很難相信通過污穢的道路會到達光明前景的說教。

這段話提醒著我們，把羅馬作為富強的范本，不僅可能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有可能把我們引向未曾預料的，更加危險的境地。

我想，為何我們今天如此熱心于羅馬的歷史，已是無需多費唇舌的問題。富強這一誘惑，對于在十九世紀晚期被推入現代的中日韓諸國，始終是比民主、科學、自由，來的更真切和強烈。在中國通向富強的曲折征途上，我們不斷從歷史和現實中尋找成功的范本，大英帝國，法蘭西共和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自由資本主義的聯邦美國，現在連羅馬也進入了這個長長的候選者名單。我們像吃快餐一樣了解這些彼此不同，距離遙遠，文化殊異的國家的歷史，希望從中總結出即時可用的經驗教訓。可是這種快餐的吃法終究也擠壓不出什么營養，而如果他們都讓我們失落的話，那我們就干脆推開一切的歷史，甚至連我們自己的歷史也不要，“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這種情緒下，最終我們能得到的，無非就是“成王敗寇”的霸權邏輯，而不是歷史的豐富、岐異、或然和韻律。

羅馬的歷史，就像其他上述所有文明的歷史一樣，是一座粗糙、朦朧的高山，攀登者將在上山的途中體會到那山的壯麗。如果我們把歷史打磨的太直白，太光滑了，那么在歷史這面鏡子面前，我們將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我們自身。

文/方曌 《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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