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古代屯墾戍邊的傳統
中國古代的屯墾戍邊傳統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就在河套地區駐守了大量軍屯，向邊疆大規模移民數十萬人。這是中國作為統一國家歷史上首次進行移民實邊和屯墾戍邊的活動。
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區進行屯墾戍邊則始于西漢。在此之后漢、唐、明、清歷代都十分重視屯墾戍邊在邊疆治理中的作用。漢族作為新疆十三個世居民族當中最早在新疆定居的民族，在新疆建設和發展史上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汪建兵（2003）指出中國古代屯墾戍邊傳統的連續性和歷史性：西域（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漢代起就并入中國版圖，之后雖有暫時分裂，但并不能改變統一的主流。自秦漢時代開始，歷朝歷代經過反復探索和實踐，都把實行屯墾戍邊作為發展西域（新疆）的有效方式，使得屯墾戍邊事業代代相傳綿延不絕。自西漢時起，新疆屯墾已逾2000余年。2000余年的屯墾實踐使新疆積累了豐富的屯墾戍邊經驗，形成了相當的屯墾戍邊規模，并為在新疆實行新的更高的屯墾實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
2、漢代的西域治理與屯墾戍邊
新疆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國在西域（新疆）的屯墾戍邊歷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漢時代。
自西漢對西域地區實施有效統治后，統治者很快就意識到了建立軍屯、進行屯墾戍邊的重要性。漢文帝時期，晁錯上《募民實邊疏》、《守邊勸農疏》，富有卓識地提出了發展軍屯進行耕戰的思想，當即被文帝所采納。漢宣帝時期，名將趙充國上《屯田疏》，建議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兩岸）作為持久之計，提出亦兵亦農、就地籌糧的辦法，有“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農業”、“將士坐得必勝之道”、“大費既省，徭役預息”等“十二便”，得到了宣帝的采納。此后，東漢和曹魏也繼承了西漢的軍屯制度，在三國時期曹魏對烏桓、西羌的戰爭中，軍屯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見于史料的漢朝在西域最早的軍屯是元封年間（公元前110年）的眩雷屯田：“漢元封中……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 ”而漢朝在天山以南的第一個軍屯則是輪臺、渠犁屯田，公元前101年，“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這里的“田卒”指那些從事農墾的軍人，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軍屯規模較小，其目的主要在于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為出使外國的往來使節提供補給。
漢代所設西域都護府
漢朝在西域屯墾戍邊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鄭吉。公元前68年，漢遣侍郎鄭吉率兵“屯田渠犁，積谷，欲以攻車師，至秋收谷……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 ”，此后漢朝開始在車師屯田。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成立，鄭吉為西域都護，這標志著這西域36國的統一并一道接受漢朝的管轄。這一事件的意義是歷史性的，它是新疆列入中國版圖的標志。
在西域屯墾戍邊的實踐中，漢代開創了軍屯的許多功能。如姑墨（在今阿克蘇一帶）屯田，是為了應對烏孫內亂的臨時性軍屯，屬于應急措施。又如東漢時期的疏勒屯田：班超攻下姑墨，上疏稱“臣見莎車、疏勒田地廣肥，草木饒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漢章帝便“馳（通“弛”）刑及義從前人就超以屯田”，釋放部分刑事罪犯交給班超進行屯墾 。李開華（2009）認為，姑墨屯田和疏勒屯田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前者猶如今天的反恐震懾，后者則是犯屯（罪犯墾戍）的雛形 。
西漢在西域屯墾達113年，東漢則達到128年，合計241年，其地域分布廣、持續時間久，遍及天山南北，對西域統一和中國對西域的治理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在漢代，軍屯還具有保障絲綢之路繁榮的作用，鞏固并加強了內地與西域乃至中亞地區的聯系。
3、唐代的西域治理與屯墾戍邊
經過五胡亂華的長期動亂，隨著隋唐的大一統，西域的屯墾戍邊事業的進程得到了極大發展。唐朝政府借鑒了漢朝西域屯田的經驗，并將其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唐代所設安西都護府
貞觀十四年（公元636年），唐攻占高昌國。貞觀十八年（公元640年），唐朝設立安西都護府，管理西域軍政屯墾事務。太宗不顧魏征、諸遂良等人的反對，將西域州縣化，“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 。”此后唐朝在于闐、疏勒、龜茲、焉耆修筑城堡、建立軍鎮，被稱為“安西四鎮”。隨著西域政治形勢不斷變化，安西四鎮的范圍也有所變化，中間碎葉、焉耆發生過短暫的交替變換，王小甫教授（1991）認為，這種交替是唐蕃在西域爭奪霸權的結果，同時他認為《舊唐書》中太宗置四鎮的記載不可信 。安西四鎮是在建立安西都護府和西域州縣化后逐步建立，而非一蹴而就的。
安西四鎮中，史料最豐富的是于闐。孟憲實（2012）通過對于闐軍鎮的相關史料做了整理和分析得出結論，他指出安西都護府及其軍鎮在唐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軍鎮于闐在軍政體制上發生了從鎮戍到軍鎮的演變。他認為，安西都護府脫胎于原有的羈縻府州制度，而于闐鎮守軍與安西四鎮節度使是新的軍鎮系統，其在軍鎮化的過程中，安西四鎮節度使做大，使軍鎮體制后來居上，從權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來的羈縻體制 。孟憲實認為，邊疆地區的軍鎮化存在體制性的因素，是長期駐軍制帶來的必然后果，而西域正經歷著整個唐朝都在經歷的過程。因此，如何避免軍屯的軍鎮化、尾大不掉，就成了后世政策制定者開展屯墾戍邊活動的一個重大問題。
除都護府和軍鎮外，羈縻府州和隴右道也在唐代西域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李明偉（2001）認為，羈縻州府、隴右道和安西都護府是唐朝西北邊疆政策的三個支點，三者相互聯系，相互區別，缺一不可 。在行政上，西域州縣附屬于隴右道管轄，隴右道作為安西、北庭兩都護府的后盾，成為與之呼應的抵御吐蕃和大食的第二道屏障。
羈縻府州也并非是虛設遙領而缺少實際意義。鐘銀梅（2006）對唐代羈縻府州制度作了比較詳盡的評述，她認為羈縻府州制度是唐代西北邊疆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成功地把握了適時適地、機動靈活的原則，全方位地體現了“因俗而治”的宗旨，后世的冊封朝貢制度和土司制度是對唐代羈縻制度的延續，它對于今天的民族政策也有借鑒意義 。鐘銀梅認為羈縻制度在西北和西南邊疆實行過程中的區別體現了因素而治，對西南地區的蠻、獠等弱小的從事農耕經濟的民族，主要以招弭懷撫的手段，不動武力，依靠當地酋長進行羈縻。對西北地區強大好戰的游牧民族則是武力征服在前，設羈縻府州并派重兵防守在后。她還指出，唐統治者對西域各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經濟水平給予了充分考慮，在統治方式上也作了不同的選擇和不斷的變動。例如，在西域地區設安西、北庭都護府統領諸多羈縻府州縣，但在地處吐魯番盆地、自然條件優越、經濟水平高于其他民族地區且軍事地理位置重要的原高昌國所在地區則設西州，直屬中央管轄。
安西都護府的創立和軍鎮的庇護，為唐朝在西域的屯墾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以軍鎮為單位進行屯墾戍邊的過程中，唐朝發展出南疆的焉省、龜茲(庫車地區)、疏勒(喀什地區)，北疆的伊州(哈密地區)、西州(吐魯番地區)、庭州(吉木薩爾一帶)以及中亞的碎葉(今哈薩克斯坦境內)及伊犁河谷等七大墾區。除此之外，各州、縣還有一些小規模的屯田基地。唐朝西域屯墾地區東起巴里坤、西至楚河畔、南到昆侖山、北到準噶爾，在巔峰時期軍民總人數達到五萬人，開墾田地50萬畝，在人數、土地面積上都是空前的。
公元755年，唐朝中原地區爆發了“安史之亂”，這是唐朝便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吐蕃趁機攻占河西走廊，使從事新疆屯軍孤守長達二十八年年之久，隨著吐蕃軍攻占西州及整個西域后，唐代在西域的屯墾事業悲壯地結束了。
領導漢族同胞反抗吐蕃凌虐的民族英雄張議潮
唐朝對西域邊疆的重視程度是極高的，這從安西都護府在唐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可以看出。所謂“欲收之，必先優待之”。榮新江、文欣（2012）認為，安西都護府在唐朝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與內地府州是平等的，并常常與后者并列出現 。在國家政策上，唐政府做到了對西域地區的公平對待，有時還采取傾斜性的扶持政策。他們指出，這種平等的政策使唐朝的“邊界”西移了。在初唐，“西域”主要還是指敦煌以西的地區，和從漢到隋“西域”一詞的經典含義一致。唐太宗改置西州之后，“西域”則僅指西州即今吐魯番以西的地區。唐蕃在安西四鎮地區的爭奪，直至長壽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收復四鎮，則造成“西域”一詞詞義的繼續西移，從此直至晚唐，“西域”都特指帕米爾以西的地區。這種詞義變化的背后，是唐朝在西北邊陲統治方式的深刻轉變，這是唐朝屯墾戍邊軍民在開拓邊疆方面為中華民族做出的卓越歷史貢獻。
唐代在西域的屯田始于630年，止于791年，前后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其屯田的顯著特點是以軍屯為主，點多、線長、面廣。第一是有軍就有屯，各地無論駐軍多少，大至守衛城鎮的成千上萬的衛戍部隊，小至烽火臺、騷站、哨所的三人、五人都要經營屯田。他們是人人開荒、個個種地，亦兵亦農，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鎬”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