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時，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風開始后，干部們并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干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口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lián)系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xiàn)了更加團結的氣象。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事情是如伺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guī)X宿舍閑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后的所作作為聯(lián)系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奸保衛(wèi)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后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于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后又轉人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yǎng)了大批理論骨干。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并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罷休。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后，他發(fā)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 13日)、《政治家、藝術家》(《谷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fā)表了幾篇短文。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干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態(tài)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的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于團結等等。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干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fā)表了，并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fā)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會，康生多次出席，并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jīng)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于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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