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經過內戰、饑荒和瘟疫流行，蘇維埃俄國的工業遭到幾乎是徹底的破壞。沙皇時期建立起來的工廠由于原材料的異常短缺而不得不停工，更為重要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執行的余糧征集制和動員工人上前線的措施使產業工人隊伍嚴重解體，作為集中了沙俄大部分重工業工廠的烏克蘭情況尤為嚴重。所以，在1924年轉向“新經濟政策”后，恢復和發展工業就成了蘇維埃俄國迫在眉梢的事。但是，新經濟政策執行的動蕩不定，經濟恢復和發展進程的緩慢以及聯共（布）黨內在工業化問題上的激烈斗爭，使得工業化方針的實施遲遲沒有列入議事日程。

這個問題在實際上成為聯共（布）和蘇聯政府的大事是在1927年。這一年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做出了實施工業化方針的決議。實施工業化的方式就是以5年為一個周期來執行經濟發展計劃，這就是后來載入史冊、不僅影響了蘇聯自身，而且影響了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的“五年計劃”模式。這次代表大會相應地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29—1932/1933）的指示。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把執行五年計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烏克蘭，因為那里不僅有沙皇時期的煤炭和機械制造工廠，而且有頓涅茨克這樣的礦區以及熟練的勞動力等其他必不可少的資源。而從個人關系來說，作為烏克蘭勞動軍的負責人，斯大林幾乎從蘇維埃政權一建立時起，就在烏克蘭的工礦業集中地區——頓涅茨克從事動員和恢復工作。說得白一點，斯大林也是從烏克蘭這塊土地上發跡起來的。

所以，在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烏克蘭是全國計劃的重點、核心地區。在其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被希特勒的突然入侵中斷）中，烏克蘭作為蘇聯直接工業化的重鎮、國防軍事工業的基地的位置一直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它穩坐“A組”工業，即國防軍工工業的首席之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全蘇計劃興建1500個企業，而其中的400個部署在烏克蘭，而從投資方面來看，國家對烏克蘭的基本建設投資為全國投資總數的1/5。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全國計劃興建4500個工業企業，而烏克蘭就占了1000個。

聯共（布）十五大后，烏克蘭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堅決支持斯大林的工業化方針和在烏克蘭實施五年計劃的決議。于是，從1928年起，烏克蘭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400個重點企業中包括了第聶伯河水電站、克里沃羅格、基輔和哈爾科夫發電廠，扎波羅熱鋼廠、克里沃羅格鋼廠、亞速夫鋼廠，哈爾科夫拖拉機廠，諾沃克拉馬托爾斯克機械制造廠。在改建和擴建企業中有：馬里烏波爾冶金廠、第聶伯冶金廠、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廠和下第聶伯軋管廠等。

在這份決議中強調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要使蘇聯的工業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二是，打通第聶伯河，爭奪黑海的直接出海口。這樣的決策在蘇聯政府當時所做的一系列重點工程項目的決議中都得到了極為清晰的表述。而在1929年西方國家發生了大的經濟危機后，蘇聯的這種戰略決策就更為強硬了。1929年聯共（布）中央十一月全會做出了“不惜一切代價加速發展機器制造工業和其他重工業部門”的決議。1931年斯大林的一次講話突顯了這種決策的強硬，或者說他把蘇聯工業化的意圖和指向說得更清楚了：“我們落后于先進國家50—100年。我們應該在10年內跨越這一距離。”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蘇聯嚴重短缺的是資金，它的外匯收入主要靠出口石油、木材和糧食。對于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這些外匯是遠遠不敷所出的。因此，人的因素、精神的力量被當成了解決資金短缺和技術落后的極為關鍵的手段。由上而下地指令開展一場通過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塑造英雄人物，以帶動整個部門、行業，甚至全國經濟戰線的“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的運動。而這一運動，恰恰是在烏克蘭的頓涅茨克礦區首先發起的。1935年8月30-31日夜間，頓巴斯的“中伊爾敏諾”礦井的礦工斯達漢諾夫在中央派出的視察大員的安排下，改既要一人采煤又要同時加固采煤面的傳統采煤方法，變為“三人小組”采煤，斯達漢諾夫只管采煤，另兩名組員是極富經驗的采煤工，他們則負責清理和加固采煤面的工作。結果，斯達漢諾夫在將近6小時工作后，凈采煤量達到102噸，是當時普通定額的13.5倍。第二天，中央的《真理報》迅速報道了這一消息，稱贊斯達漢諾夫創造了采煤世界紀錄，把西方國家遠遠地拋在身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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