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生病了;朝鮮2、3、4號人物到訪韓國;朝鮮首次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人權問題說明會……近來一系列有關朝鮮的新聞讓人們神經緊繃，不知道接下來的朝鮮半島會發生什么。世界為何如此關注朝鮮?朝鮮為什么重要?正如《中共與南北韓關系的研究》一書中寫道的：“朝鮮半島就像一只怯生生的觸角，神經過敏地長在大國身邊，因此就變成大國間沖突或平衡的溫度計?！?/em>
——“冷戰”后的東北亞、朝鮮以及美國
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力量和動機，而是來自它們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們潛在的脆弱狀態對地緣戰略棋手行為造成的影響。
——《大棋局》(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朝鮮半島就像一只怯生生的觸角，神經過敏地長在大國身邊，因此就變成大國間沖突或平衡的溫度計。
——《中共與南北韓關系的研究》(高崇云)
“冷戰”結束與交叉承認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總書記。這一年，由蘇聯援建的朝鮮寧邊核反應堆開始運轉。
與自己所有前任不同，戈爾巴喬夫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充滿厭惡。在面對他“把社會主義國家給斷送了”的指責時，甚至在自己的回憶錄《真相與自白》里，都顯得怒氣沖沖：請問，“被斷送的”國家是誰的?回答是明確的，波蘭，是波蘭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
在把社會主義國家還給他們自己的同時，蘇聯開始尋找與“冷戰”時期對手的外交關系。1990年9月，在美國的竭力撮合下，蘇聯與韓國建交。真實的政治，尤其國際政治，斷非戈氏自我辯護的那樣崇高，它充滿算計，比想象殘酷。與韓國建交的收益，根據協議，韓國在3年內向蘇聯提供30億美元的援助。與此對應，蘇聯要求朝鮮第二年用外匯支付留學生的費用，朝鮮立即決定撤回在蘇聯留學的500多名學生。蘇朝雙邊貿易，蘇聯也要求改為現匯結算，雙方貿易額驟減了70%。與蘇聯的貿易，占朝鮮對外貿易額的60%。失去了蘇聯的市場，朝鮮經濟近于崩潰。
“冷戰”即將結束，原有格局的調整，勢在必然。在蘇聯與韓國建交之前，韓國幾乎與所有朝鮮過去的東歐盟友建立了全面的外交關系或經濟聯系。
韓國當然迫切需要跟中國建交。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回憶當年：中國要同韓國建交，難點并不在于雙邊關系方面，而在于中國與朝鮮的關系，即如何讓與中國有著傳統友誼的朝鮮，能夠逐步理解和接受這種外交政策的調整。
1992年7月，中韓建交前夕，中共中央極其鄭重，決定錢其琛親赴平壤，通報中國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在自己的回憶錄《外交十記》里，錢其琛記錄：
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停在機場偏僻之處，來迎接我們的只有金永南外長。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訴我們，還要去外地，并帶我們走向不遠處停著的一架直升機。約在上午11時，金日成主席在一幢高大的別墅里會見了我們。他在會客廳門口迎接，與每一個人握手，然后，大家隔著寬大的會談桌相對而坐。
我首先感謝金主席在百忙中會見我們，并轉達了江總書記對他的問候。接著，我轉達了江總書記的口信……江總書記指出：目前中朝兩黨兩國關系正在很好地向前發展，中方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和滿意。當前國際形勢動蕩不定，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此情況下，我們宜抓緊時機，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增強國力。中朝兩黨兩國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斷增進友誼合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關于中國與韓國的關系，經過這一段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主席聽后，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系。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繼續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
金主席看了看我們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后，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1992年8月24日，中韓建交。“冷戰”結束，曾經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差不多都選擇了和解的道路。這個時候，在東亞版圖上，美國及其盟友，將如何選擇?
看起來，這是美國以及日本、韓國與朝鮮的外交關系問題，實則，“冷戰”兩大沖突集團在東亞的結構差異，才是我們理解東亞安全格局必要的前提。簡單而言，朝鮮戰爭之后，蘇聯與中國，在朝鮮均無駐軍;而美國卻因此戰爭，在日本與韓國駐扎軍隊。這種非均衡的關系意味著，朝鮮半島北邊的朝鮮，更需要獨立與自主;而有美國駐軍的韓國，則必然依傍，在更多程度上放棄或減弱“自主”。
“冷戰”結束，對于日本與韓國，是尋找與曾經的對手建立外交關系的挑戰，但對美國，真正的問題是：是否以及如何解決在韓國與日本的駐軍，即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的問題。這是美國是否選擇與朝鮮建交的前提性問題。
美國如何解決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問題并非始自“冷戰”結束。在尼克松選擇與中國建交之際，“尼克松主義”——在亞太的收縮政策，核心的問題，就是駐軍問題。尼克松時代，美國在韓國約有6.2萬名軍人，在尼克松的亞太政策調整里，削減韓國駐軍是關鍵議題。1971年，美韓經過半年的談判，就撤出2萬美軍和韓國軍隊現代化問題正式達成協議，當年底駐韓美軍就撤走了第7師，留下4.2萬人的第2師。尼克松之后，堅定要求撤軍的是卡特總統——他最初甚至設想在獲得中國和蘇聯兩國保證朝鮮不入侵韓國后，撤出所有駐韓美軍。只是，政治選擇，往往不那么容易。直至現在，美軍在韓國的去留，仍是決定性的問題。
軍事問題之上，是政治問題。從韓國撤走美國軍隊之后，朝鮮半島的格局如何保持均衡?1974年11月，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哈比卜在漢城表示：如果蘇聯和中國承認韓國的話，美國準備承認朝鮮。對朝鮮半島兩個國家的“交叉承認”——用此種方式保持朝鮮半島結構的均勢，在“冷戰”時期，有此路徑，頗具創見。稍后，國務卿基辛格發表了美國亞洲政策的講話：首先，美國要求恢復朝韓之間的認真談判;其次，如果朝鮮的盟國準備改善它們同韓國的關系，那時而且只有那時，美國才準備對朝鮮采取類似的步驟;第三，美國繼續支持這樣的建議，即在不損害朝韓的最后統一的情況下，聯合國接受他們為正式成員國;最后，美國準備通過談判為停戰協定確立新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