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數度強力空襲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號稱“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ISIS）之后，美國軍方于9月25日宣布，美國陸軍第一師將把指揮部部署到伊拉克境內，并派遣200名官兵進入伊拉克，另有300名官兵將在中東其他國家配合指揮工作。這說明美國至今也無法從伊拉克的泥沼中脫身。
論者普遍認為，正是因為美國不負責任地瓦解了伊拉克的社會結構而又未能有效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由此導致的族群仇恨和權力真空為ISIS提供了應劫而生的土壤。始作俑者是美國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目前，美國社會對于伊拉克戰爭的反省，矛頭主要指向當時制定決策的小布什政府，以及為其出謀劃策和宣傳造勢的一批“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2013年出版的《背信：美國人如何搞砸了他們的士兵和國家》（Breach of Trust: How Americans Failed Their Soldiers and Their Country）卻刨根究底，將原因追溯到從尼克松執政時期開始實施的全志愿兵役制。此書作者安德魯?巴斯維治（Andrew J. Bacewich）早年畢業于西點軍校，曾在美軍服役23年，參加過越戰和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上校軍銜退役，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美國外交史專業的博士學位，現為波士頓大學的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他認為，全志愿兵役制損害了美國的民主憲政，縱容總統發動戰爭，這是美國深陷戰爭泥沼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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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歷史上長期實施義務兵役制，亦即全體國民只要符合一定條件（通常是年滿法定年齡的健康男性），都要強制性地加入軍隊服役一段時間，或者是都必須強制性地參加抽簽，由抽簽結果決定是否服役。大部分義務兵在服役期滿之后退伍，剩下的轉為職業軍人長期服役。“二戰”期間，大批美國青年被征兵入伍，在海外作戰，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就講述了一家四兄弟有三人捐軀沙場，軍方出于人道考慮從槍林彈雨中找出最后一個人，將其平安送回后方的故事。當時美國社會對此罕有怨言，普遍認為參軍是履行光榮義務。
然而，到了越南戰爭期間，由于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征兵遇到很大困難。1973年，尼克松總統在將美軍撤出越南的同時，宣布取消義務兵役制，改為全志愿兵役制。在新制度下，服兵役相當于個人與軍隊達成就業法律協議，軍方進行業務培訓，支付工資，保證福利待遇，而軍人則按照服役合同在軍隊中工作若干年。簽訂合同后，沒有特殊情況，不得隨意中止合同離開服役崗位。合同期滿后可續簽合同，或按規定退役退休。
全志愿兵役制得到了美國社會尤其是中上階層的廣泛歡迎，因為他們的子弟除非自己愿意參軍（通常容易成為軍官），否則便可以遠離奔赴沙場的風險。而越是社會底層出身者，就越渴望通過參軍來改變命運，這些人大多數在軍隊里長期擔任士兵。士兵從此成為美國的一種職業。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這種職業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排名是倒數第三，只比伐木工人和擠奶工人強。
巴斯維治指出，美國在中東的戰爭泥沼持續了十年，但大多數美國人并不像當年越戰的時候那樣有切膚之痛，他們在茶余飯后更關注娛樂圈的八卦而不是美軍作戰士兵的處境。這是因為現今美國的兵源基本上只來自美國人口結構中百分之一的底層，其實際社會地位相當于種姓制度下的“賤民”。正因為大多數人對美軍作戰士兵的處境漠不關心，所以今日美國社會主要只是消極“厭戰”，而不是像越戰期間那樣激烈“反戰”。
事實上，雖然美軍在伊拉克的傷亡和越戰相比不算嚴重，但是同樣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2011年的一份調查表明，在伊拉克的每五名美軍現役士兵中，就有一名士兵服用抗抑郁藥物。同樣，從伊拉克返回美國的退伍軍人中，有大約五分之一深受抑郁癥困擾，難以融入社會。然而他們的處境并不被美國公眾關注。
當年尼克松宣布實施全志愿兵役制，在一片歡呼聲中，也遭到了不少有識之士的反對。前任總統約翰遜的特別助理約瑟夫?卡利法諾（Joseph Califano）就警告說：“讓中產階級遠離被征兵的威脅，就撤走了對于總統決定發動戰爭的最重要的限制。”
按照美國憲法以及1973年國會通過的《戰爭權力決議》，宣戰權力屬于國會，總統擁有在不經過國會批準的情況下發動短期“防御性戰爭”以應付緊急事態的權力，如果演變為長期戰爭或是“攻擊性戰爭”則需要國會授權與監督。但是在現實中，從尼克松到克林頓的6位美國總統，都曾經沒有經過國會同意就發兵海外，包括解救駐伊朗大使館的美國人質、轟炸利比亞、入侵格林納達和巴拿馬、第一次海灣戰爭、出兵索馬里和海地、科索沃戰爭等等。總統們只是在形式上尊重國會，事后征求國會批準，而且總能如愿。國會之所以總是遷就總統的戰爭決定，因為全志愿兵役制導致大多數選民對戰爭漠不關心，國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自然也就不想多管閑事。
“9.11”之后，小布什突破了“防御性戰爭”的范疇，提出了“先發制人”戰略。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授權對伊拉克適用武力決議案》，授權總統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或合適的方式實施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總統只需要在發動戰爭之前或是發動戰爭之后48小時以內向國會說明“外交手段已經窮盡，戰爭已是最后手段”，并在以后每隔60天向國會匯報一次情況。此舉邁出了擴張總統戰爭權力的一大步。國會主動放棄了對于伊拉克戰爭的監督，直到數年后美國在伊拉克深陷泥沼，才試圖有所匡正，但為時已晚。
奧巴馬承諾結束美國在伊拉克的噩夢，他也確實從伊拉克撤出了地面部隊，糾正了小布什的戰略錯誤。然而，他對制度的破壞比小布什猶有過之。近日，耶魯大學著名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rkerman）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小布什在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尚且在形式上請求國會授權，而奧巴馬在“9.11”十三周年前夕向ISIS宣戰時，并未征得國會同意，僭越了憲法授予國會的宣戰權力，開創了美國歷史上“白宮宣戰”的先例。這在制度上是非常可怕的。
由此不難理解巴斯維治的思路：若要避免重蹈伊拉克戰爭的覆轍，就要限制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而這就需要國會切實履行監督責任；但是全志愿兵役制導致大多數選民對美軍作戰士兵的處境漠不關心，處在復雜政治博弈中的國會議員們自然就不愿為此費心；因此必須改變全志愿兵役制。
巴斯維治提出了兩套替代方案：一是恢復傳統的義務兵役制，全體國民只要符合一定條件，都必須強制性地參加抽簽，由抽簽結果決定是否服兵役；二是制定“國家服務計劃”，不一定是服兵役，也可以是諸如“和平隊”或是公益服務，全體國民只要符合一定條件，都必須義務參與。
巴斯維治洞察了癥結，但是他的藥方未免不合時宜。實施了40年的全志愿兵役制，已經讓很多美國人把軍隊看成一家大型國有公司，如果軍隊難以勝任戰斗任務，就不妨交給“黑水公司”這類私人保安公司來做。他們不愿回到義務兵役制。美國民主憲政在戰爭權力問題上的失靈，很難修復。
文/黃湘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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