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命”之所以無法上升為由美國主導的諸如“關鍵決心”、“對抗紅旗”等高逼真度軍演，不是中國無能力或無意愿所致，而是由上合組織的內在性質決定的。

代號為“和平使命-2014”的上合組織聯合反恐演習，于8月24日-29日在解放軍朱日和合同訓練基地舉行。時值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大動干戈，而美國又積極奉行旨在圍堵遏制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時“三股勢力”在歐亞大陸多個角落集中爆發，因此由中俄擔綱主角的“和平使命”軍演透露的信息，以及對提升中國軍力有何幫助，備受關注。

日前，美國海軍分析中心（CNA）中國戰略問題研究小組亞洲分析員丹尼爾·哈特內特發表題為《理論性成效》報告，詳細梳理和剖析中國迄今所參加的上合組織“和平使命”軍演的心得和收獲，提出了頗為與眾不同的觀點。

解放軍抓住了機會

基于對中國軍事發展的多年持續關注，以及比較專業的學術研究訓練，哈特內特在對中國軍隊所參加的“和平使命”多邊軍演情況的深入探討中，有了深層次的發現。他認為，由于同為上合組織和獨聯體國家集團安全條約組織的主導國家，俄羅斯刻意希望上合功能局限于政治方面，況且中國也不希望給西方留下“中俄軍事結盟”的口實，因此“和平使命”往往很難設計成結構復雜和層次較高的軍事演習，人為設計痕跡較重。

但這并不意味著解放軍不能獲得學習的機會。事實上，多輪軍演錘煉了解放軍如何向某個鄰國境內部署一支攜帶武器裝備的大規模地面作戰力量，以及向中國周邊地區投送空中力量的方法。

哈特內特指出，演習中，解放軍的最大收獲是掌握了將一支千人規模的部隊及其裝備輸送至鄰國境內的相關經驗。雖然這次部署行動主要依賴鐵路，而且未明顯采用空運方式，但是相關經驗可能為解放軍提高遠程機動能力奠定基礎。

其他有益的經歷包括：將大規模部隊輸送至中國境外；人員及武器裝備（包括諸如99型主戰坦克等重型裝備）共同輸送；解決鐵路規格差異問題；在沿途為部隊提供后勤保障等。美國前駐華武官丹尼斯·布拉斯科在一篇提交五角大樓的報告里曾指出，解放軍在“和平使命-2010”演習中所掌握的部署行動經驗都是它近年來不斷發展的跨區機動演習中所積累的經驗教訓的自然延伸。

此外，解放軍空中力量也掌握了針對中國境外目標實施遠程空中打擊所需的經驗，雖然從戰術角度衡量，此次演習因結構簡單（尤其是缺乏對抗的往返式轟炸）而價值較低，但中方仍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協同方式運用擔負護航任務的戰斗機、空中加油機以及預警機也有可能為該軍種提供一些在未來提高此類行動能力的有價值經驗。

從部分角度衡量，大陸空軍參與此次演習意味著該軍種完成了2004年確定的戰略指導思想的要求。這種新的空軍戰略被稱為“攻防兼備”戰略，它要求解放軍具備在中國境外實施進攻性空中行動的能力──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向空軍提出這種要求。空軍戰斗群針對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模擬目標的成功轟炸展示了該軍種實施“攻防兼備行動”的能力。

政治性質決定軍演性質

哈特內特批駁了西方學者否認“和平使命”演習價值的觀點，認為這形同“將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他看來，“和平使命”之所以無法上升為由美國主導的諸如“關鍵決心”、“對抗紅旗”等高逼真度軍演，不是中國無能力或無意愿所致，而是由上合組織的內在性質決定的。

首先，該組織更多是一個政治而非軍事合作組織，它在成立10多年后仍然更多地是作為國際磋商與合作的論壇、而不是軍事聯盟來發揮作用。其次，上合組織公布的目標是集中力量應對地區性跨國威脅，如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勢力，而不是需要作出具有針對性軍事反應的軍事威脅。從最為核心的特點看，上合是關注地區安全的磋商和合作論壇，

曾有幾位美國學者使用含義更為模糊的詞語描述該組織，如“政府間網絡”、“多邊安全對話”、“研討論壇”和“地區性政治-安全協議”等。從這個角度衡量，在已有的“和平使命”演習傳達指令的過程中，都采用了咨詢和平等協商的方式，這種情況顯示該組織更注重政治而不是軍事合作。

雖然上合組織宣言希望推動打擊“三股勢力”，但它并未提及發展軍事能力的必要性。上合組織公布的官方文件既未提及軍事能力建設，也未涉及軍事現代化建設。如果說該組織重點關注軍事威脅，那么它將實施數量更多且結構更為復雜的軍事演習，同時推動其他類型的軍事合作。

自上合組織2001年成立以來，每年至多舉行一次軍事演習，截至2012年底共舉行8次演習。與之相比，作為軍事聯盟的北約僅在2010年一年內就至少舉行四次被賦予正式代號的演習。此外，軍事聯盟所實施的聯合演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為成員國提供學習借鑒各自防務改革的機會，但上合組織的官方文件并未提及分享軍事“實踐經驗”，而是僅僅涉及交流反恐情報和技能。

哈特內特強調，作為上合的“雙駕馬車”之一，俄羅斯對上合的定位遠沒有集安（即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高，后者作為地區性共同防務聯盟，由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于1992年共同成立。與上合不同，集安將軍事合作列為重點領域，尤其是尋求“通過共同防務方式確保成員國的獨立、領土完整和主權”。此外，集安還要求建立聯合作戰力量和軍事設施、組織參謀人員的聯合訓練以及為軍事采購提供支援等──上合根本未涉及上述情況。

盡管如此，外界也不能將“和平使命”演習視為浪費軍事資源的行動。解放軍可能掌握將中等規模的部隊及其裝備輸送至鄰國境內的相關經驗，如果考慮到這種經驗與中國近年來實施規模越來越大的“跨越”系列遠程大兵團跨區演習相結合，不難想像另一種不同的場景，即解放軍部隊通過鐵路機動方式部署至中國周邊的某個地區并應對地區性危機。

此外，解放軍在“和平使命”演習中獲取的另一大經驗莫過于空中力量的境外投送。按照中央軍委的要求，中國空軍正著力發展成一支具備初步能力的遠程空中力量，目前其缺乏的不止是硬件裝備，也包括如何調整作戰流程和行動控制，從而為今后遂行傳統和非傳統境外安全行動做好準備。

對美國的政策啟示

對美國而言，中國武裝力量參與“和平使命”演習的情況意味著什么？哈特內特認為，美國決策者實際上考慮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美國沒有必要認為上合組織舉辦的多國聯合軍事演習能夠自動為解放軍提供有助于增強其作戰能力的經驗教訓。雖然解放軍肯定會向其他參演軍隊學習借鑒，但是這些經驗教訓相對有限。上合組織的結構特點對解放軍從此類演習中獲取重要經驗教訓產生限制作用。此外，上合組織關注的最重要問題是提高各成員國打擊地區恐怖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并不能完全轉化為與高水平軍事力量（如美軍）的對抗能力。

其次，美國決策者以及戰略思想人士還應當考慮一種不斷增大的可能性，即在未來發生地區性危機的背景下，解放軍地面作戰力量有可能在某個時候部署至中國境外。“和平使命-2010”演習的情況顯示，解放軍正在緩慢發展向中國周邊地區投送作戰力量的能力。美國戰略計劃人士在制定應對地區危機的行動方案時，必須考慮解放軍介入的可能性。

最后，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都應當意識到，大陸空軍正在逐步發展為一支具備初步遠程作戰能力的空中力量。該軍種作為國土防空型空中力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雖然這種進程僅僅處于初級階段，但該軍種在“和平使命”以及近年來在轉移中國海外公民等事件中實施的行動表明，它正在緩慢發展向中國境外投送空中力量的能力和意愿。由此，美國安全計劃人員在制定未來危機應對方案時，必須更多地考察中國空軍實施相關行動的可能性。

本文刊載于《鳳凰周刊》2014年第26期 總第519期 特約撰稿員／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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