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亞洲價值觀”論者對儒家思想、尤其是對孔子的解讀來看，阿馬蒂亞·森認為存在著嚴重的“單讀”和誤讀，“孔子的思想比起經常歸于他名下而倡導的格言要復雜和精致得多”，而且標準化的解讀“對孔子本人教導中的多樣性也是不公平的?！?阿馬蒂亞·森既認為“孔子（并）沒有提倡盲目地服從國家”，甚至孔子也“沒有放棄教導人們反對壞的政府”。又認為孔子清醒地認識到“忠于家庭和服從國家（想象中的亞洲價值觀大廈的兩根大柱），有可能相互間發生嚴重的沖突?！卑ⅠR蒂亞·森還認為“亞洲價值觀”論者忽視中國文化中的其他論者、其他學派或其他文化傳統，以及忽視亞洲地區的其他文化。
（五）從“亞洲價值觀”論者論及的文化地理范圍來看，印度文化往往也是他們考量的文化因子，但“如果我們轉向印度傳統，我們實際上可以發現對自由、寬容和平等的多種多樣的觀點?！?阿馬蒂亞·森認為“在許多方面最令人感興趣的關于在平等基礎上要求寬容的思想”，可以在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帝國的統治者阿育王（Ashoko）的著作中找到。
例如阿育王在艾瑞噶迪的敕令碑文中說：“人一定不能毫無理由地尊重自己的部族或者藐視他人的部族。僅僅在有特定的理由才可以輕視別人，因為其他人的部族全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得到尊重。一個人如此行事，就提升了他自己的部族，同時又給其他人的部族帶來好處。一個人相反地行事，就傷害了他自己的部族，同時又給其他人的部族帶來壞處。一個尊重自己的部族、同時完全從對自己部族的依戀出發而藐視其他人的部族的人，意在增強自己部族的榮耀，實際上通過這樣的行為造成對他自己的部族最嚴重的傷害?！?/p>
阿育王甚至要求“把寬容給予所有的人，包括他所說的‘森林人’，即生活在前農業經濟狀態下的部落?！?阿馬蒂亞·森說，阿育王提倡的“平等主義和普遍寬容”的思想，對某些“亞洲價值觀”論者來說，“可能象是‘非’亞洲的”，但“卻深深扎根于在此之前若干世紀在印度知識分子群體中就已經非常流行的分析?！奔词故恰俺３１灰脕碜C明在印度古典傳統自由和寬容是不受重視”的考底利耶也認為“否定上等階級——稱做阿亞（Arya）——的個人自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雖然考底利耶的關注對象只是限于社會上層群體，但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考底利耶形成了“一種關于良好生活的觀點”，“它與一個以自由價值取向的倫理體系，是完全相融的?！倍芭c古希臘思想中關切對象只是自由男性而非奴隸或婦女沒有大的區別?！?/p>
（六）作為“亞洲價值觀”的一部分，“由于當代的政治斗爭——特別是在中東的斗爭——的經歷，伊斯蘭文明常常被描繪成對個人自由基本上是不寬容和敵對的?！钡?，確實是這樣的嗎？阿馬蒂亞·森強調，“一種傳統之內存在多樣性和差異，這同樣也適用于伊斯蘭文明?！?西方價值觀中的排他性和亞洲價值觀中與之相對的排他性，各自強化了對方的價值觀的同一性和自己價值觀的認同性，“在這種對比的同一性下”，阿馬蒂亞·森說，“西方詆毀伊斯蘭教的人以及新的擁護伊斯蘭教遺產的人都不怎么談論伊斯蘭教的寬容傳統，而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傳統至少與它不寬容的記錄一樣重要?！?/p>
阿馬蒂亞·森以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伊斯蘭文化為例，并且與同時期的西方（歐洲）相比較，以說明究竟哪種文明更不自由、更不寬容、更不平等。當然阿馬蒂亞·森意在凸顯伊斯蘭文明有自由、寬容、平等的一面，而西方文明也有不自由、不寬容、不平等的一面。
1.1556——1605年間在位的印度莫臥爾帝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皇帝阿克巴雖然談不上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而是“一個強有力的君主”，但是他“強調多種形式的社會和宗教行為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接受了不少不同類型的人權，包括信仰與宗教實踐的自由，而這時在阿克巴時代的歐洲各地，是不容易得到寬容的?！碧貏e是在1591——1592年的敕令中，阿克巴談到：“人不應該在宗教事物上受到干預，每個人都應該被允許選擇自己所中意的宗教。” 阿馬蒂亞·森還特別提醒：“當阿克巴發布那些敕令的時候，宗教法庭正在歐洲盛行?！?阿克巴和大多數其他莫臥爾皇帝為政治和宗教寬容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良好范例。
2.“土耳其的君主們比歐洲同時代的君主們更寬容”。
3.“在巴格達和開羅也可以找到大量的這種例子”。如出生于歐洲的12世紀的猶太學者麥莫尼德斯（Maimonides）為了逃避當時歐洲對猶太人的迫害，投奔到了寬容的開羅并得到薩拉丁蘇丹（Sultan Saladin）的庇護。
4.11世紀伊朗數學家阿巴儒尼（Alberuni）就已經“注意到——而且抗議——以下事實：即‘歧視外國人是所有國家相互交往中的常態’?！币虼恕八簧泻芏鄷r間致力于促進他所在的11世紀的世界的相互理解和寬容”。很容易再舉出更多的例子，“對自由的珍視并非只限于一種文化，而西方傳統也不是使我們得以掌握以自由為基礎來理解社會的方法的僅有的一種文化”，伊斯蘭文化也非自外于以自由為基礎的文化之外的文化，而只是“權威主義的‘亞洲價值觀’觀點的當代倡導者立足于非常任意的解釋，以及對論者和傳統的極其狹隘的選取?！?/p>
（七）作為與“亞洲價值觀”相反相成的“西方價值觀”真的是西方獨特的嗎？“亞洲價值觀”的凸顯是否與西方學者一味地強調“西方價值觀”的獨特性有緊密關聯？西方學者為什么一再聲明“西方價值觀”的西方淵源和西方特例？這是否又是一種與“亞洲價值觀”論者的合謀？即認為西方思想獨特的西方思想模式是否是對“權威主義的亞洲價值觀”思想模式的“經常性”的“間接支持”？“西方價值觀”是否“天定命運”地注定要從外部強行灌輸到“完全不存在西方價值觀”土壤的亞洲或世界其他地區？倘若如此，亞洲產生“水土不服”和“文化排異”怎么辦？而這種“排異反應”是否就意味著“亞洲價值觀”的強調？阿馬蒂亞·森不同意“文化界域”說，即認為“理性活動的范圍受到文化差異的限制”，特別反對把“像寬容、自由和相互尊重這樣的價值一直被描述成‘專門文化的’，并且基本限于西方文明。”
他認為西方取得的一系列經濟和殖民成功與啟蒙運動以來的學術傳統及其世界比較視野導致了西方對自身價值觀的反復強調和自我申張。（1）“在美國和歐洲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就是——哪怕只是隱含地——假定，政治自由和民主所具有的首要地位是西方文化中一種基本的和古老的特征——那是不容易在亞洲找到的。”（2）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中所隱含的權威主義，與深深扎根于西方自由文化中的對個人自由與自主性的尊重，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比?！币虼?，“在非西方世界里促進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西方推動者，經常認為這是把西方價值觀帶到亞洲和非洲?！倍叭澜纭笔潜弧把垺奔尤搿拔鞣矫裰骶銟凡俊?，贊賞并認可“西方價值觀”。 阿馬蒂亞·森并不贊成上述觀點，他從兩方面對自由主義（自由和民主的建構性和工具性性能）的西方獨特性作了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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