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到1984年這25年間，中方希望“現狀解決”而不得;從1985年至今近30年，中方要求“改變現狀”則更無望。對中方來說，核實實控線實際上就是上述兩種政策之間的一種調和或妥協：一方面，尊重現實，接受現狀;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改變現狀的可能，但將此可能留給未來。

去年5月和今年9月，中國總理李克強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訪問印度，但這兩次各方關注的訪問都被嚴重的邊境對峙事件干擾了。從邊防管控的層面看，雙方孰是孰非很難厘清，因為在爭議地段，兩邊對實際控制線的走向各持己見，以致此類事件無法從根本上避免。但從國家戰略的層面看，中印顯然都是輸家，因為雙邊關系的中心不時聚焦于喜馬拉雅山地的某一道崗或某一條溝，模糊了兩個東方大國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

9月18日，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在新德里舉行峰會，在其后的聯合記者會上，莫迪就邊界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據印度外交部網站提供的英語文本，莫迪表示：“我們雙方都同意，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構成我們互信、自信、以及全面實現兩國關系潛在前景的本質性基礎。這是一個重要共識，我們應該嚴格遵守。雖然涉及邊境的協定和信任措施實施有效，但我還是要建議，核實實際控制線將極大推進我們維護和平與安寧的努力，請求習主席重新啟動已停滯的核實實控線進程。”

也就是說，重啟核實實控線進程在最高政治層面被公開提上雙邊外交議程。

中印兩國政府曾就核實實控線問題簽有協定，1993年的《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提出有此必要，1996年的《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強調要加快落實。

后一個協定是在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印度時簽署的，江主席對之高度評價，說“它將向世界發出一個重要信息：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的關系日趨成熟，相互之間更加信任。”

唯一選擇

中印在1990年代上半期共同決定核實實控線并非心血來潮。此前，雙方在1980年代舉行了八輪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但未能取得任何進展。1986年，邊境東段發生桑多洛河谷對峙事件，形勢一度緊張，維護邊境穩定成為雙方共同的迫切需要。1988年底，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的破冰之旅取得巨大成功，他與鄧小平在北京舉行了歷史性會晤，中印在1962年邊境戰爭26年之后，重新回歸友好之路。

總之，是“談判無結果、現實有需要、大局正看好”這三大因素，致使核實實控線成為當時唯一雙方均可接受的選擇。

核實實控線的含義可用三句話來概括：一是“不動武”，即必須用和平手段解決邊界問題;二是“不過線”，即以地面控制現狀為基礎，在地圖上協商畫出一條雙方共同承諾互不逾越的界線;三是“臨時解決，長期擱置”，即把“最終解決”的難題留給未來，為此，1993年協定特別規定：“雙方同意，本協定所提及的實際控制線不損及各自對邊界問題的立場。”

然而，核實進程一波三折。據印度退休外交官蘭吉特·卡拉新出版的《印中邊界問題：尋求解決》(India-China Boundary Issues: Quest for Settlement, By Ranjit Singh Kalha, 2014)一書記述，雙方在2000年交換了邊境中段地圖;但2002年交換西段地圖時，發現認知差別太大，換圖由此中斷;到2005年，核實進程完全中止。

核實實控線停滯不前的原因恐怕是復雜的。據筆者個人觀察，從印方看，“臨時解決、長期擱置”并不是理想選擇，印度不少戰略精英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國綜合實力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越是往后推，對印度將越不利。尤其是2005年中印達成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后，印方信心增加，意在“畢其功于一役”，從而對核實實控線的重視程度有所下降。

從中方看，最近十多年來，民族主義思潮膨脹，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印關系在網絡成為熱門話題，一批熱心的網民將“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稱為“藏南”，把收回達旺視為志在必得的戰略目標，擔心一旦核定實控線，未來最終解決邊界問題也只能以此為基礎，“麥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的青山綠水將永遠丟失。因此，確有民間戰略家呼吁，中方應模糊現狀，不給未來收回“藏南”增添障礙。

中印邊境的控制現狀是在1950年代基本成型的。在東段，解放軍進藏促發了印方做出快速反應，于1951年前后把邊境控制一舉推進到“麥克馬洪線 ”;在西段，中方在1956-1957年間修建從新疆連接西藏的公路，同時把邊防管控推進到喀喇昆侖山脈。

然而，準確地說，目前中印邊境的控制現狀應該說是由中方最后決定的。中方是1962年戰爭的獲勝方，在東段打到喜馬拉雅山南麓，但而后又撤回到“麥線”以北，事實上允許印方繼續控制“藏南”;在西段，中方全部拔除印方的43個前沿據點，固守這道防線至今不變。

現狀解決

細看歷史不難發現，1962年戰后形成的實際控制線，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中方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底線。周恩來1960年4月往訪印度與尼赫魯談判邊界問題，據趙蔚文所著《印中關系風云錄(1949-1999)》，兩人“進行了六次共17個小時的會談，但未解決分歧。會談中，中方曾建議‘雙方相互接受東西兩段的現狀，并且組織一個邊界委員會’來具體落實邊界的劃分。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在東段接受現實，在西段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也就是外界盛傳的‘以東換西’的原則”。

在那次訪問中，周恩來提出著名的六點建議，其中第四點是：“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民族感情。”這實際上是清晰但又委婉地表示，中方同意東段以喜馬拉雅山為界(“麥克馬洪線”基本上沿喜馬拉雅山脊線而行)，但西段印方也應同意以喀喇昆侖山為界(即“新藏公路”通過的爭議地區阿克賽欽歸屬中國)。

然而，當時的尼赫魯和印度議會的政客們都堅信，無論是法理還是事實都有利于印方，因而盛氣凌人，對中方的謹慎立場不屑一顧。

二十年后，鄧小平仍力推毛澤東、周恩來的“以東換西”的方案，并將其稱之為“一攬子”解決。1979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時任印度外長瓦杰帕伊時，“原則地提出邊界東、中、西三段‘一攬子’解決的辦法，即中國在東段讓，印度在西段讓”(趙蔚文)。

另據前面提及的卡拉的新書，1980年6月21日，鄧小平會見印度《勇士》雜志主編克里希納·庫馬爾，就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非常明確地表示：“一攬子解決。我的意思是依據實控線一攬子解決。如果我們雙方都同意這一點，那么，這個問題一句話就可解決。我想你可以向甘地夫人轉達這個信息。”

三天后，6月24日，新華社用英文發表關于中印關系的長篇評論，實際上就是披露鄧小平上述談話的精神。該評論說：“事實上，自從邊界談判開始以來，中方從未要求印方全部歸還由老殖民主義者非法并入印度的領土，相反，中方建議，雙方都要做出讓步，中國在東段讓，印度在西段讓，以邊境實際控制線為基礎，一攬子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由此充分展示互諒互讓的精神。”

然而，非常遺憾，中方持續20年的建議再次遭印方拒絕。對此，印度有不少知情者至今悔恨不已。

妥協之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方開始調整政策，邊界談判出現新形勢。據王宏緯所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一書，從1985年起，中方強調“中印邊界東、中、西三段都有爭議，東段爭議最大”;“只有印度方面在東段邊界地區作出調整，中國方面才會在西段作出相應讓步。”

各方普遍認為，東段爭議的焦點在達旺。歷史上西藏地方政權對達旺長期實施無可爭辯的行政管轄，第六世達賴喇嘛出生于此，那里還有一座規模僅次于布達拉宮的藏傳佛教寺院。然而，決不放棄達旺是印方不會動搖的既定立場，這個僵局可以說是無望解扣的死結。

換言之，從1959年到1984年這25年間，中方希望“現狀解決”而不得;從1985年至今近30年，中方要求“改變現狀”則更無望。

由此可以認為，對中方來說，核實實控線實際上就是上述兩種政策之間的一種調和或妥協：一方面，尊重現實，接受現狀;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改變現狀的可能，但將此可能留給未來。

當然，未來中印最終解決邊界問題時，情況會是什么樣的，現在誰也說不清。萬一達旺最后就是歸了印方，這也決不是中國歷屆中央政府的過錯。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當局在1914年(恰巧100年前)背著中央政府，與英印當局非法簽訂西姆拉協定而丟棄了達旺。近年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又在印度明確表示，“根據西姆拉協定，達旺屬于印度。”對此，歷史不會忘記。

作者：毛四維 曾任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駐巴基斯坦使館政務參贊、外交部駐澳門副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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