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德國本欲派遣陸軍上校李伯德（Colonel Liebert）出使中國贈送寶星，作為柔性的外交手段以示睦好，實則借此參與到中國的軍事建設，然而拉度林謊借許景澄之意，促使德國取消了此次派遣。此事最初起因于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建立江南自強軍，欲采用西法操練，曾請許景澄在德延聘教官。德國外部獲悉后積極保薦人選，人選即為李伯德，后因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此事不了了之。1896年李鴻章使歐之行離開德國后，德璀琳受命留在德國繼續為罷索港口奔走。一方面，德璀琳受李鴻章之托，在德斡旋，勢必要有所作為，因此11月謁辭德皇回華之時，請求德皇回贈中國寶星（黑鷹勛章），以示睦好；另一方面，德璀琳深悉德國急望以軍事協助的方式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同時擴大在中國軍火輸出的市場。李鴻章訪德時，威廉二世請閱親兵操陣，親自領隊勘檢，“謂中國亟須仿照練兵，以圖自強，我深愿幫助”；海靖至中國，受托之任務有三，第一就是“由德國軍官來改組中國武力”。故而，為了兼顧德國利益，向德國表訴衷心，德璀琳建議贈送寶星的人選便是能夠幫助中國“整頓軍務”的李伯德：

某于十月初五日（即西十一月初九日）謁辭德皇，進言中國情形，婉勸德皇罷索口岸，幫助中國使之振興，并請贈送中國皇上寶星，以表明德國友誼，即派副將李伯德赍往，該將可趁此機會將如何整頓軍務轉告中國，德皇疑此舉兩無益處，因復言中國軍務如人之患病，李伯德乃醫病好手，薦醫治病正朋友之道。

李伯德隨后接到任命，預定11月25日動身前往中國。然而反對的聲音很快出現，首相何倫洛熙23日將拉度林的一封機密電報轉呈威廉二世，懇請其在閱讀之后，對贈送寶星一事再做裁定：

拉度林公爵根據中國公使許景澄的機密談話，對這個意思提出了意見。拉度林公爵據許公使的談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電上指出，在中國對德國尚沒有任何其體的友好行動之前就贈給中國皇帝一個勛章，將被對方認為是一種不可了解的逢迎或軟弱。“不顧一切地占領一個合適的海港——對此俄皇也不反對——倒似對華人是很自然的，甚至他們還將認為這是德國對他們的一種保護，足以抵消其他列強對中國的過分的監督”。

報告里，拉度林據與許景澄的機密談話，竟然稱對于中國而言，派遣使節贈送寶星是“逢迎或軟弱”，而不顧一切地占領港口，則是“德國對他們的一種保護”，意即許景澄反對遣使。事實與拉度林所指完全相反，許景澄在公文中記述到，他在聽聞消息后，認為贈送寶星是聯絡交好的契機，可以借這個機會與德國周旋，“德廷如有赍贈寶星之舉，在我亦誼，應酬答，正可乘新使來洋之便，奉詔報贈，固一機也”，請總署趁公使交接的機會，向德國回贈寶星。

此處拉度林無疑是再度以許景澄為幌子，虛飾自己的言論。威廉二世收到拉度林的報告后，立刻終止了李伯德的任命：“我同意停止李培脫的使節。但是必需由一位中國公使來對我們愚笨的德人說明我們應在中國怎樣行動，才對我們有利，實在是可恥。”而拉度林報告中“反對遣使”的許景澄，已經將李伯德即將訪華的消息擬好公函準備通報總署和李鴻章，“正封函間”接到德方中止遣使的電報，雖驚愕于德方出爾反爾的態度，也只能在公函末尾另附說明，感嘆德方此舉“不免稍突”。

三、被忽視的交涉者：僭越職權的外籍參贊

在拉度林報告中，只有1896年2月的指控直接出自“許景澄之口”，此后提及許景澄主張武力占領處，皆是來自第三者——美籍德人、晚清駐德使館參贊金楷理（Kreyer，Carl T.）的轉述。關涉兩國外交的重要主張，竟來自于使館外籍參贊的轉述，使拉度林報告更添嫌疑的同時，也揭橥中德外交中被忽視和湮沒的一面。膠州灣事件之前的中德交涉，有拉度林這樣因地利之便而參與斡旋的駐他國公使，有巴蘭德這樣乘人情世故負責私下聯絡的已卸職人員，也有金楷理這樣因居間翻譯而參與其中的使館外籍人員。后者，諸如使館參贊、翻譯等，往往是外交史主體敘述中被邊緣化的角色，其實作為重要的居間者、參與人，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交涉的進程。

拉度林再次提及許景澄的言論是在1896年11月，契機是金楷理告知拉度林：德璀琳剛與海軍大臣克諾爾、外交大臣馬沙爾洽談過，反對武力，主張德國對中國“道義的獲得”。拉度林于是立即密電首相何倫洛熙，以他與金楷理的談話內容，力駁德璀琳之議。有趣的是，1896年2月的報告中完全沒有交談內容和細節，迥異于拉度林一貫詳細冗繁的風格，與金楷理的談話則詳盡地記述了內容。節錄對談如下：

金楷理接著對我說……中國人絕對不會懂得這種思想方法，道義取得的觀念對于他們是絕對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們唯一能懂的語言……金楷理先生說（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來的中國公使要這樣說），俄人就是掌握了對付華人的唯一正確方法。首先，他們從中國人手中取得帕米爾，從而顯示其力量。

要在中國取得一個鞏固的、并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一個辦法，即或者干脆地攘奪一個合適的海口據為己有……在華人眼中，前任帝國駐北京公使（即紳珂）一年前在提出取得問題時的那種溫和方式，決不足以達到目的。必須使華人知道（金楷理先生附帶指出，他以德人資格對我所說的話完全與他中國官員的職務相符合），這樣的一個占領不僅于德國有利，而且對中國本身也有利。

此間的中國公使也完全明了這點，但他沒有勇氣照這個意義在北京方面去做。這種不僅出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國公使的暗示——當然是極機密的——對我們指出了只有不顧一切來保護德國商業利益的為一法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

報告中提及許景澄處，皆為轉述，“金楷理先生說（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來的中國公使要這樣說）”“這種不僅出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國公使的暗示”等諸如此類充滿臆測的描述。威廉二世熱烈地贊同了拉度林的這封電報，“正確！這正是我兩年來對外交部所諄諄勸說而沒有成功的”“對，這是我的海軍將領屢次從中國報告我的”。拉爾夫·A·諾瑞姆曾對此表示過懷疑：“幾乎沒有證據說明克雷耶（金楷理）的忠告是中國人的想法，可能是克雷耶在向拉度林轉達時沒有忠實地執行他上司的指令，但是德皇顯然受到了拉度林來電的強烈影響”。此后，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回國時曾與拉度林交談，拉度林又引用了許景澄的言論，“他（喀西尼）所表示的意見和此間中國公使通過金楷理先生向我表示的一樣：如果一個人想從中國要點什么，他必須不客氣地要求并最后干脆地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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