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口有大小、規模有邊界。2013年，中國出口占GDP比重24.7%；中國貿易總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約為12%（高虎城 2014-3-7；2012年該比例為11.1%），比重接近1990年后單一經濟體占比最高值。考慮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虛假貿易及世界貿易額增幅減緩等因素（2012-2013年數據誤差大，不可測），15%的全球份額將是中國的極限；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已經是極限。 2008年之后，經濟增幅下降，原因在于出口增長幅度無法持續維持年度20%以上的增長。中國出口要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增幅是不可能了，“爭取”的結果是貿易戰、匯率戰和危機、眾矢之的。

關于外貿出口，過去20年，總是間或出現兩個口號式的說法：一是外貿出口不重要；另外是開辟歐美之外的出口市場。外貿出口是否重要，政策制定者最清楚。雖然GDP核算上，凈出口會形成負貢獻，但沒了出口，那些正貢獻的投資、消費都要趴窩，這是事實；關于第二個問題，我前面講到，經濟增長是技術驅動，美國仍然是全球新技術的創新之源。全球經濟是靠美國這個火車頭拉動的，火車頭慢下來，后面的車廂都要跟著降速。美國是全球商品的最終市場，沒有了這個需求，那些“多元化”的市場也要趴窩。東莞生產的iphone，最終市場不會是非洲。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希望美國經濟盡快復蘇，因為，“隨著歐美經濟復蘇，中國外貿會恢復增長。”（美國是全球商品的最終市場）

投資的不可持續。 投資的直接結果是產能提高，沒有足夠大的市場消化產能，投資的結果就是壞帳。過去60年的前30年里，中國GDP中投資比重最高年份是1958年大躍進，達到42.8％；日本、韓國分別在1970年代、1990年代達到40％以后逐年下降；中國在加入WTO之后突破40％并于2013年達到54.4％。關于投資比例的上限，存在不少爭議。有研究在比較其他經濟體經驗后認為，經濟體的產能過剩比例超過30％，意味著其階段性工業化完成，GDP增速下降；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區域差別大，投資仍有空間。但有兩點是不存在爭議的：一是WTO之后，出口增加帶動了中國投資增長和GDP構成中投資比重的提高；二、單純依賴中國國內市場，新增產能消化不可能的。

無論是政府還是投資主體，跟外貿有關的投資增加，均寄托于出口的再度擴張繁榮；跟外貿無關的投資，如地產，寄希望于經濟的持續繁榮、錢多，而這又取決于前者。

中國是外貿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要說外貿總量絕對萎縮，就是增長幅度下降，投資對經濟的作用就會回到1993——2000年的階段，巨額產能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滯絆。居民需求領域確實需要新增加投資的空間，比如下水道、建成幾年的危樓改造，這些投資也不少。只是在投資資源已經浪費、尋租橫生的體制下，這些期望就只能是期望了。如果以新投資消化舊產能，用水泥、鋼材再建水泥廠、鋼鐵廠，那就是死循環。

等待去產能。去產能的過程是通貨緊縮，這不是中國國內政策可以調控扭轉的，特別是投資累計巨幅債務的情況下。這些債務中有不可知的數量同外資有關，這些外資是在預期人民幣持續升值、人民幣資產持續升值的背景下，通過不同渠道進入中國的。過去10年，中國資產價格，因為外貿出口拉動投資增長，出現一輪狂熱的上漲過程后，將迎來一個逆向過程，這個過程與1993年之后的情況相同。

我本人傾向于認為，經過35年的快速增長，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經濟體量的膨脹，依托學習、拷貝，中國完成了現有技術水平基礎上的工業化過程，很多新興企業已經進入全球產業鏈、甚至同臺競爭。如沒有新的技術創新出現或引領，中國經濟將步入此輪工業化的下半期，產能的過剩正是這個過程的體現。繼續通過債務方式增加產能，會讓中國經濟在增幅下降同時，再度經歷痛苦的去產能過程。

更為重要的是，到2008年，依托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終結。2009年的刺激政策，是希望投資“熨平”周期，期待歐美復蘇再走老路。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了。外貿依然重要，但中國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邏輯，這個轉換過程是未知的。WTO之后，中國經濟將呈現真正的周期特點，并同世界經濟同步。人們希望通過調控來“熨平”的嘗試，都將在當期表現為“折騰”，后期被看成“笑話”。

城市化VS有效選擇

五、想象的城市化。外貿不能持續依賴，“重要性下降”，城市化被看作是“抓手”，可以成為未來8到10年“保持8％以上”增長的動力。從中國實際情況看，城市化被寄予的希望過大，無法擔當這個重任。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結構因素，人口紅利恰好配合了WTO之后的經濟增長，如今這些勞動力步入高勞動強度后期，伴隨著此輪工業化過程的城市化已經完成，這些人口如沒有被城市化，未來的希望更??；另一個因素是，城市化需要的資金支持已經在此前消耗完畢，并完成了終極分配，政策推動的城市化，將導致進城者再一輪被洗劫。在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均下降的情況下，不只人口總量遠低于政府預期的上限，城市化進城也將令政策制定者失望。

六、當下最有幫助的選擇。市場出清，讓低效企業退出市場、破產；減稅，給市場競爭企業生存空間；國有企業改革，政府退出、放開競爭。

改革開放之前，國有企業就已經被證明不可為；在1980和1990年代進一步試錯，1990年代后期被迫國退民進。期間，國企讓銀行技術上破產、把經濟拖入困境。是WTO給了國有企業喘息的時間：唾手可得的信用資源、不斷升值的資源價格，讓其資產負債表看上去很美。有討論者以此認為，國企可以做好，是否該有國企不是問題。也是WTO，打敗了那些唱空中國的分析者和投資者。但WTO并沒有改變國企的經營模式、沒有提高其效率，如果剔除補貼，國企的虧損狀況并沒有扭轉。但國企作為商業主體，卻占有了WTO之后最多的信用資源和自然資源，并形成穩定的、“市場化”的分配機制，并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經濟中的利益格局。

國企改革，技術上并不存在障礙。操作的難度不是經濟問題。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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