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能想起今天軍旅影視中政委的形象么？沒錯，無論是《和平年代》、《突出重圍》、《DA師》、《我的兄弟叫順溜》，還是《亮劍》，政委、教導員或指導員這類角色都是次要且形象和性格不那么鮮明突出的角色。以至于很多年輕人都快忘掉政委這個角色了。

政委，全稱政治委員，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的解釋，“政治委員與同級軍事主官同為所在部隊的首長，在同級黨的委員會領導下，對所屬部隊的各項工作共同負責。是黨的委員會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中共早期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都當過政委，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中，除朱德、賀龍外，其余8人也都擔任或兼任過政委一職。當今時代，政委幾乎已是解放軍有別于他國軍隊的“中國特色”。

政委當然很重要，甚至可以說沒有政委就沒有新中國。

【政委的力量】

最早的政委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特派員（Commissaire politique）”。1791年6月22日，制憲會議頒布法令派遣特派員調查、監督武備。政治特派員權力不斷擴大，譬如“有權將將領及其它文武官吏暫時停職，遇必要時且可將他們拘禁，并有權暫時任命代理人”。

現代意義上的政委則是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發明。俄國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敗北，列寧于1918年1月5日派兵解散立憲會議，用刺刀改變投票箱的結果，俄國內戰爆發。

當時，布爾什維克因為反對俄國參加一戰，積極從事瓦解本國軍隊的工作，贏得底層士兵的支持，這些厭戰士兵雖然可以幫布爾什維克奪權，但與高爾察克領導的正規軍作戰則毫無勝算——工農紅軍最開始的負責人是“逃兵領袖”克雷連柯，他以軍紀破壞者揚名立萬，靠這樣的人打仗，效果可想而知。

托洛茨基掌管紅軍后，立即展現了強大的組織才能。先是運用“什一法”（逃兵排成隊列，每數到第10個人就當場槍斃）等命令立威，接著頒布《內務條令》、《衛戍條令》、《夜戰條令》嚴明軍紀，迅速組建了一支300萬人的正規軍。

由于紅軍幾乎沒有軍事專家和指揮人才，托洛茨基大膽啟用沙俄舊軍官。為監督這批敵對階級出身的軍官，托洛茨基在軍隊各級都設置了政治委員，并發布指令：任何軍事指示未經雙方的共同授權簽署都視為無效，阻止了沙皇軍官在軍事問題上結成派別體系的危險，形成相互牽制。

政委的存在，舊軍官才能一心一意地為紅軍效命——前線作戰時，他們的妻子兒女作為人質要扣留在政委手中，如果發生倒戈變節行動，人質就會被處死。

苦于革命軍三天兩頭因軍閥倒戈而瓦解的孫中山，立即注意到了蘇俄紅軍勝利的經驗， 1924年，孫中山模仿蘇俄紅軍的建軍經驗，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及特別黨部制，中國第一支“黨軍”誕生了。

《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中規定：“黨代表為所屬軍隊之長官，其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所屬人員須一律執行之。”軍中的所有命令和法令規則，均由黨代表副署。“發現指揮官分明變亂或叛黨時”，黨代表要“自動的設法使其命令不得執行”。

經過組織改造的國民革命軍立即顯示出了強大的戰斗力，北伐時以少打多，卻一路勢如破竹。

不過，“以俄為師”的國民黨用的是“黨代表”而沒有直接沿用“政委”，原因可能出自蔣介石。1923年，蔣介石率團赴俄考察，對紅軍的政委制度他在日記中寫道：“大約軍事指揮上事務皆歸團長，而政治及智識上事皆歸政黨代表，尤其是精神講話及平時除軍事外之事務，皆歸代表也。”

蔣介石把政治委員稱為政黨代表，粗看并無不妥，但混淆了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關系——蘇俄紅軍的政治委員雖然都是布爾什維克，但在法理上歸蘇維埃派遣。也就是說，政委不代表政黨，只代表政權，它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特派員相同。

而只代表黨的黨代表在法理的權威性上就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孫中山死后，蔣介石以軍權裹挾黨權，對軍政并行的“二元制”極為反感，無論是軍隊還是地方政權，國民黨干部的地位都被大幅削弱。

在軍中，國民黨政工干部和政治工作地位一落千丈，淪為指揮員的附庸，政工人員甚至被人戲稱為帶兵官的“姨太太”。缺少黨的統一意志的國民黨軍隊逐漸暴露出嚴重的紀律渙散問題，無法像布爾什維克建立的紅軍那樣如臂使指。

國共分裂后，中共以武裝暴動獨立建軍，初期同樣面臨軍隊極易瓦解逃散的問題，1927年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確立了部隊連以上要設立黨代表的制度，強化了黨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此經驗被推廣后，中共軍隊強化黨的制度建設不斷完善，軍隊紀律性大幅增強，軍官叛變無法帶走成建制的部隊，即使是后來的張國燾也只能帶走身邊的警衛員。

國共內戰中，兩支軍隊的最終命運，政治紀律的天壤之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國民黨一方，一旦指揮官認為上級交代的任務將會使本部面臨極大損失，便會消極抗命，極端情況下，高級將官決定改變陣營，動輒可以拉走屬下成千上萬的軍隊，這些情形在中共卻從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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