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之后，世界一體化進程加快；尤其到18世紀以后，全球化趨勢勢不可擋，那種自外于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已經無法被現實世界所接受。關于鴉片戰爭的起因，中國學者傾向于道義論，即認為英國商人販賣鴉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義的；而英國人則傾向于自由貿易論，即認為違反自由貿易的行為是不能被容忍的，戰爭的起因是林則徐禁煙，英國對華戰爭是捍衛自由貿易的正義戰爭。所以英國歷史學家說：“林則徐的驅逐令顯然導致了戰爭的開始。我們沒有理由說一個國家在邊界上關上大門，做縮頭烏龜，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擾。實際上，這樣的孤立是不被允許的，至少這對它存在于其中的整個世紀來說不是好事。”
這種描述看上去絕對是強權和霸權的表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盡管我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當時清朝實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結果就是挨打。因為，貿易自由絕對是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時代的黃金法則，這種法則由強者制定，后來自然成為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也就是說，到19世紀中外沖突發生的時候，源于歐洲的國際法已經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準則。而當時的大清帝國，對此卻一無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何物、格勞修斯為何人，更不知此前幾百年西方世界的巨變!面對從未遇見過的強敵，我們的應對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兩個辦法，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孫子兵法”。二者既有關聯，也有區別。前者的邏輯指導我們要“驅逐韃虜”，后者的邏輯指導我們“驅逐韃虜”的具體做法。這種戰略的荒謬與戰術的愚蠢，導致我們在戰爭中不僅一敗涂地，而且屢受屈辱，顏面盡失。
在19世紀，“華夷之辨”的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使我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英法聯軍攻打北京以及后來的甲午戰爭、庚子之亂（八國聯軍），無一不是因為源于“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其實，我們本該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應該徹底破除了“華夷之辨”這種不合適宜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因為那時根據《南京條約》，清政府已經按照現代國際關系規則確立了與英國的新型關系，盡管當時是在武力的脅迫之下。連當時的英國人也長舒一口氣，以為此后就可以按照規則同中國打交道了：
《南京條約》標志著英國和中國關系的巨大變化。中國歷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認他們的錯誤，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認自己被“番鬼”打敗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對中國觀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舊藩籬，歐洲文明開始影響這片廣闊的土地。這正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關系的開始。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規則卻遭遇了中國“孫子兵法”的潛規則，因為中國人并沒有改變“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方式。
關于“孫子兵法”，一般中國人不會認為有什么問題，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生存智慧。可恰恰這種傳統智慧，導致中國人在近代中外沖突中屢屢挨打。作為中國智慧圣經的“孫子兵法”，如三十六計中的渾水摸魚、瞞天過海、調虎離山、暗渡陳倉、空城計、苦肉計、偷梁換柱等等妙計，用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大約不失為一種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國際關系上，則不折不扣成為了不守信譽、欺騙訛詐的代名詞。因為這種智慧與國際法是格格不入的！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國軍官麥吉在回憶錄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國人“孫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說：
他們處理國際關系的體系漏洞百出，荒謬可笑。他們認為我們的“最后通牒”是個謊言，因為他們認為兵不厭詐，戰爭時說實話是不明智、不慎重的，還認為我們不會占領炮臺，因為我們提前告知他們會這么做了。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怎么就和這樣一個政府打上了交道？這次戰役我們算是給了他們一些慘痛的教訓，讓他們明白我們是說話算話的，對他們的背信棄義我們是要給予懲罰的。
1850年，咸豐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認之前的條約。葉名琛被派往廣州，進行各種掠奪”。之所以不承認與別國簽訂的條約，是因為中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慣性思維下，根本不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存在，而當時的英國并未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前，“中國一直成功地為所欲為，并與外國人保持著距離，外國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種各樣的侮辱和冒犯”。很顯然，這是“夷夏之辨”的傳統思維在作怪。不僅如此，中國官員還利用各種“孫子兵法”的小聰明，想方設法不遵守已經制定的條約，面對對手的堅船利炮，即“當中國政府知道沒有足夠的能力否決我們的特權時，他們只有煽動廣州的人民來反對我們”。
比如，根據《南京條約》，英國人在5個通商口岸有經商及居住的權利。但是，英國人在1857年占領廣州之前，從來就沒有取得這樣的權利。關于入城問題，在葉名琛看來，這是臉面和大清帝國名譽的問題；而在英國人看來，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約的問題。在中英雙方爭持的多年間，英國代表巴夏禮每每拿國際法來質問，而中國政府代表葉名琛則以“孫子兵法”的智慧來應對。亞羅號事件使兩國沖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狀態，盡管中英雙方各執一詞，但英方堅主中方違反了相關合約規定，而此后中方的舉措又是非常不當，這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事實。葉名琛屢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無論何人，殺死英國人都給予重獎，“無論你們在哪里遇見他們，無論是在岸上或者他們的船上，都一定要殺死他們。他們的每一條人命可以換30大洋”。此事件給英法聯軍軍事進攻制造了口實，即所謂“敵人的背信棄義是如此徹底，我們只能向北京進軍，直搗政府的心臟，束縛其手腳”。
“兩國交戰，不殺來使”。這個幾千年來在全世界戰爭中通行的規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卻被清朝將士當作兒戲。在敵強我弱、聯軍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清軍不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對使臣進行殘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導致21人死亡的悲劇！扣押使臣的動機讓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豐帝曾下秘旨，稱必要時可將巴夏禮及其隨從“羈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談判破裂并非因為條約的具體內容，居然是因為遞交國書的禮節問題，巴夏禮堅持公使入覲時以“敵體禮見”，“立而不跪”，載垣則堅持“此事關系國體，萬難允許”。清廷拒絕英使來北京換約并殘酷殺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直接原因，即報復清政府的言而無信以及對待人質的非人性。
對于聯軍在圓明園的暴行，英法政府不僅沒有責備，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贊成。英國陸軍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說：“人質被扣問題從頭到尾整個就是流氓行為，中國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淺，使人感到震驚勝過其行為本身的殘忍性。從電報中我們得知圓明園已被燒毀，我猜想這和人質的命運有很大的關系。”圓明園的悲劇值得我們反思，更值得我們反省。一味強調英法聯軍的野蠻不僅于事無補，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還會導致我們對歷史的誤讀。
2
英法聯軍在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中，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的軍艦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們的軍隊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動，這當然與清朝邊防形同虛設有關。不僅如此，中國各地民眾不僅不害怕他們的到來，甚至還樂意看西洋景，非常歡迎他們。比如英國艦隊到達閩江口的時候，中國當地百姓不僅沒有任何敵意，反而充滿了好奇，甚至是對他們的好感，因為他們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現蒸汽船對沒有見過的人來說是一種驚喜，他們成群結隊地來看，一連好幾天都圍著船，以求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的村民對我們很好，對我們充滿了好奇，我們交談得也很愉快。”
在戰爭過程中，不僅沒有所謂人民自發組織起來保家衛國的行為，反而出現很多中國民眾幫助聯軍的故事。法國一軍官回憶：
看起來可能令人吃驚，在向中國發動的戰爭中，我們像使喚牲畜一樣使喚中國人，但是我們是跟一個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戰，因此不應該以我們西方的觀念來衡量。自從我們到了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國人就找不到別的領航人；在港口，他們給我們提供大量食物；在廣州，他們要求得到我們的保護以抵抗叛亂分子；在上海，中國軍隊跟我們一起打擊叛軍。
正是因為有中國人的引導，聯軍無論在港口還是在陸地，無論在南方還是在北方，都進展順利。英法聯軍占領大沽炮臺后，“天津的居民一開始很害怕，后發現我們友善地對待他們，就膽子大了，給我們送來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蘋果、梨、葡萄、桃子，還有奢侈品——大冰塊”。看了這些情節，讓我們大跌眼鏡。其實，歷史的真實遠不止此。
英法聯軍陸上行動，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員，而兩國派遣來華的只是軍人。他們以為讓中國百姓幫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沒想到中國各地的老百姓都樂意充當苦力，并聽從他們的派遣。所到之處，當地老百姓都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村民都很客氣，迫不及待地給我們找各種東西”，“水、椅子還有碗都是村民給的”。英法聯軍登陸后，往往都有一兩千甚至幾千中國苦力為他們運送各種戰備物質。“自從我們進入中國以后，我們有了當地人的幫助才能開展行動，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隨我們到戰場上，幫我們運送軍需品。”法軍剛到達廣州、澳門時，曾經因為找不到運輸的馬匹而苦惱，可是他們很快發現這兩個城市有大量“強壯的腳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費用非常便宜，他們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讓他們跟隨部隊，背著糧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兒……后來的經歷證明，得到這樣一支生力軍是件極其美妙的事情”。 “這批苦力使得對華戰爭具有了一種特殊的面貌。正因為有了他們，法國士兵才得以在長途行軍之后免去雜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戰斗。”英軍雇用了更多的中國苦力，他們的軍隊“跟隨著一支由4000名中國苦力組成的運輸隊”。不僅在陸地上，中國苦力還被安排到各艘軍艦上，準備進攻天津的20艘英法軍艦供配備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聯軍在攻占北塘的關鍵一役中之所以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中國苦力冒險將云梯搬到第一線，這一點連英法聯軍都相當驚訝：中國苦力對自己的國家如此沒有感情（他們稱之為沒有道德），且聯軍對他們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實，苦力不僅“忠誠勇敢”，而且還協助聯軍參與對清軍的作戰，在一次攻打清軍炮臺的戰役中，苦力們“泡在齊腰深的水中，冒著和我們的士兵同樣的危險，但沒有一個苦力面露懼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務；為了堅守位置，12名苦力犧牲或者負傷”。
不僅英法聯軍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們還能明顯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對他們，更沒有碰到任何自發的抵抗。聯軍所到之處，“中國老百姓張開雙臂歡迎我們，要是他們有發言權，從南到北都會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當英法巡邏隊來到北塘村時，發現這里“格外平靜，那些中國人親自為步兵們準備了水和棺材，甚至還有已經泡好了的茶”。今天看來，這真是一個很奇特的景象。為何當時的中國人樂意幫助英法聯軍？根本原因，大約是19世紀的中國人還沒有近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和概念，當然也很難有現代意義上愛國主義的情感。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會寫進入教科書中。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我們回避，因為英法聯軍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他們登陸后肯定寸步難行。當時英法兩國派出的兩萬多兵力，除極少數醫務人員之外，全是戰斗人員，諸如運送糧食及中性武器裝備等，幾乎全依賴中國苦力。
可以說，除了吃飯和養家糊口之外，在前線的中國士兵并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來到這個戰場與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則全部明白，因為“中國違約”“中國侵害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是為了捍衛自己國家的權益才來中國打仗的。在這種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這戰爭的結局還有任何懸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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