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理論的啟迪與謬誤

從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戰爭回溯——9·11的震蕩，阿富汗戰爭的硝煙，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島慘案……所有這些把伊斯蘭激進勢力同美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勢力的尖銳矛盾，活生生地展現在這個世界上，不由得讓人們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十年前提出的一個理論：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將成為冷戰后全球政治斗爭的主線。這就是不斷引起激烈爭論和強烈抨擊的“文明沖突論”。此處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實際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維的有限性

人們不斷提起“文明沖突”的話題，顯然不能證明亨廷頓理論的淺薄和荒謬。至少，亨廷頓獨樹一幟，判斷并預見到了冷戰后世界上的主要沖突形式，指出了病癥，找到了病灶。至于病根，即文明之間沖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頓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專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見解。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冊政論，擴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轟動的論文中提出的基本觀點。

為了論證冷戰后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頓近年來還做了不少學術調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學主持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從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各邀請一位學者，就冷戰結束后對本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國際政治格局撰寫一篇論文。亨廷頓特別強調，論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國家和地區的官方觀點或主流觀點，而不是作者的個人觀點。我給會議提交的論文指出，中國主流觀點認為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主要威脅是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國內政治穩定的主要外部威脅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要促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會議上沒有多少懸念的是，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西方。

9·11以后的亨廷頓，以他一貫的冷峻，對于各種針對他的評論不做出任何直接回應，也很少發表言論。他曾經以一種“擺事實而不講道理”的方式，在報刊上低調講述了多年來“伊斯蘭同其他文明的斷層地帶到處流淌著鮮血”的悲劇。

中國一些評論家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他們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才是人類沖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只不過是利益的載體。但是，這種“利益決定論”似乎很難解釋，為什么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宗教的影響不但沒有下降，而且在許多社會中，傳統宗教信仰呈上升趨勢，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決定論”也很難解釋恐怖主義的非理性行為。

作為政治學大家的亨廷頓，對于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的方式來解釋世界歷史和政治行為，一直是抱懷疑態度的。如果說國家和政黨作為一個政治機器有時還會失去理性的話，個人和非政府的團體更容易做出9·11那種喪失理智和違反人性的事情，從而災難性地改變歷史進程。亨廷頓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雖然他在著述中并沒有清楚地表達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對宗教有切身體會，他才能夠解釋某些宗教極端主義行為的非理性思維。在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里，無神論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經濟決定論”、“利益決定論”、“權力決定論”容易深入人心，而對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認識。但是，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論人群如何思維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國際政治的真諦。就此而言，亨廷頓的見解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當今世界形勢，理解9·11的發生、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結。

國內對亨廷頓的另一種批評，是說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對各種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間的對話。事實上，如果真正認真讀過他的著述，就會發現亨廷頓始終強調的是西方文明并不具備普世性，不要以為西方文明能夠改變或整合其他傳統文明。有意思的是，9·11之后亨廷頓再三強調，在美國的切身利益沒有受到損害的時候，美國絕不應當去干預其他文明的內部事務。他同樣反對其他文明去影響和侵蝕美國的傳統文化，對美國社會的種族、文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元化而深感憂慮。他在專著中寫道：“美國國內的文化多元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

亨廷頓在1998年同我有過一次長談。他坦誠地承認他對美國國內“文明沖突”的擔憂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希望美國到處插手他國事務的擴張主義者。至于說到自己論述文明沖突的動機，他在1996年專著的中文版序言里說得很清楚：“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沖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亨廷頓提倡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共處、寬容、互不干涉，以及各個文明內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反對威脅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非理性”眼光的錯覺

那么，近十年來的歷史是否證明亨廷頓的預言是正確的呢？人們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在十年前就能夠力排眾議，提出觀察世界政治的一個新視角、新范式，指出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極端勢力，而不是任何大國，應當說是相當高明的。但是，亨廷頓關于中國將同伊斯蘭教國家結成反西方聯盟的斷言，已經而且還將繼續被證明是錯誤的，不高明的。

亨廷頓論證中國將會同穆斯林世界聯合反西方的論據有四點。一是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價值觀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二是冷戰結束后中國領導人和官方文件中有關國際政治的基調，是美國霸權主義威脅世界和平和中國安全、美國對華政策目標是“西化”、“分化”中國、中國應當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斗爭；三是一些激進的伊斯蘭教國家期待中國同它們聯手反美；四是中國和朝鮮都向伊斯蘭教國家輸出了后者從西方得不到的先進武器、核技術和導彈技術。

從形式邏輯上說，亨廷頓的推理不能說很武斷。我在1997年給他的會議提交的論文中（至今那篇論文還是他在哈佛講授的“冷戰后的全球政治”課程中的閱讀材料），著重闡述的“中方立場”，確實是以反霸為基調的（而誰都知道霸權主義就是美國的代名詞）。如果我們說亨廷頓所言不確，他會說：既然中國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激進勢力都以美國為主要對手，它們為什么不會聯合起來呢？我們可以解釋說：中國還不發達，因此需要韜光養晦，集中精力搞國內建設，不在國際上當頭，等我們真正強大起來，事情就好辦了。聽到這個話，亨廷頓們的結論就出來了：中國并不是不想領導一個反美聯盟，而只是出于韜略的考慮，只是暫時避免同美國對抗；所以，美國決不能讓中國坐大，否則后患無窮。

從實際情況來說，我們難以否認，許多中國人對于9·11事件和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失事的即時反應，同伊斯蘭教國家一些民眾的幸災樂禍沒有多大差別；今天許多中國“網民”，是把薩達姆當作敢于反霸的民族英雄來稱頌的。但是，為什么中國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同伊斯蘭教國家結成反美統一戰線，加入一場“文明的沖突”呢？亨廷頓的推理究竟錯在哪里呢？

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不久，我有機會出訪中東，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出訪中又向中國的中東問題專家請教，使我對上述問題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答案。力量對比的現實政治考慮，當然是中國不會構筑所謂“儒教—伊斯蘭教軸心”的一個原因，但更大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同中東伊斯蘭教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的不同選擇和文化觀念上的差異，這是構成雙方結成“反西方聯盟”的深層障礙。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在這種意義上也是現存國際秩序的受益者。通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突飛猛進地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佼佼者，老百姓過上了小康日子。大多數中東國家則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下徘徊不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沒有明顯進步（在一些國家甚至有退步），產油國依舊靠產油，農業國仍然搞農業。在伊斯蘭社會，對民族復興前景的失望，同西方經濟水平差距的擴大，國內改革的滯后，所有這些使人們的情感很容易轉化為對西方的憤怒甚至暴力。在中國，天天講與時俱進，人人想拼搏致富，市場經濟、民主和法治成為明確的奮斗目標。而在那些國家里，天天講真主保佑，教義不容褻瀆，傳統重于變革，政權延續基本上靠子承父業，蕓蕓眾生沉浸在宗教世界里，祈求真主賜福。兩廂對比，是多么不同。

一位常駐北京的美國大報記者講述過他在阿富汗和在中國采訪的不同感受。他說，在1999年北約飛機“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后，許多中國人對他圓睜怒目，義憤填膺，但總還是理性的，動口不動手，有人還說要把美國人民同他們的政府區別開來。可是在阿富汗沒有人來同你論理，卻不知道哪天會在哪里遭到暗算而一命嗚呼。另一位美國學者在9·11后感慨萬千地說，中國同美國的價值觀也許差著十萬八千里，可是中國同塔利班的價值觀更不可同日而語。至于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一個伊斯蘭國家里如何共處，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個國家里華人和當地穆斯林的關系，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

如此看來，亨廷頓有關中國同伊斯蘭國家關系的誤判，根子在于他是用一種宗教非理性的眼光去觀察日新月異、利益驅動、技術至上、無神論為主流的另一種現代文明國家。亨廷頓等人大概很難理解，在中國反霸口號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學理性，全力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追逐奧斯卡獎、諾貝爾獎，還有經久不衰的西方留學熱和移民熱……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也存在著憤怒青年一邊焚燒美國星條旗一邊喝著可口可樂、晚上還欣賞好萊塢電影的強烈反差，但是他們那種反西方的極端主義的非理性行為，不會為當代中國青年所效仿。中國的“反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反西方，在靈魂深處是截然不同的。

在“諸神的爭吵”中多幾分超脫

9·11對美國的震撼，決不止于國內安全和國際戰略方面的大調整，而是深入觸及了美國人的靈魂——宗教信仰。主流思想界關于伊斯蘭教“狹隘”、“排他”、“不寬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現代性”、“落后”、“歧視婦女”的種種指摘，還有保守派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批評，已經相當激烈。美國基督教右翼的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開攻擊伊斯蘭教是“邪教”。雖然出于國內外的政治考慮，美國領導人一直極力避免把恐怖主義同伊斯蘭教聯系起來，但是政界關于能否“改革伊斯蘭教”的議論，說明不少美國人確實在內心深處相信伊斯蘭教的信仰同美國主流價值觀是格格不入的。我在文章一開頭就說，亨廷頓的所謂“文明”，主要是指宗教而言。他在9·11后的一次訪談中說，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論的宗教，都相信自己掌握著絕對真理，都在自己的某個發展階段不能寬容別的宗教。基督教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就是不寬容的。但是經過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西方社會走向多元和寬容。在今天，伊斯蘭教成了一神論宗教中最不寬容的一種文明。亨廷頓還在專著中論證了“穆斯林偏好暴力沖突的傾向”及其原因。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中誰更寬容，是足以引起一場政治大辯論的話題，我們暫且不去涉及。應當引起深思的是，從不尊崇一神論的中華文明，可否成為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寬容大度的一種？當然，這個設想的前提是把“有容乃大”作為一種美德，而且首先在本國的社會治理中體現出這種美德。一個只講利益驅動的社會，無論它如何迅速地積累財富，都不會在一個有神論者居多數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尊重。

西方侵略中國，產生中國同西方的沖突，迄今總共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然而如果從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把阿拉伯人團結在伊斯蘭教大旗之下開始算起，伊斯蘭教同猶太教、基督教的爭斗已經有1400多年。當代中國同西方的矛盾基本上是世俗的利害關系，而穆斯林同猶太人、基督徒的瓜葛，是宗教、種族、經濟利益、領土爭端、自然資源等方面糾纏不清的多重矛盾。美國和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互視為“邪惡國家”、“魔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為耶路撒冷圣地的歸屬鬧得國無寧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為爭奪幾座神廟結成世代冤仇，塔利班不顧一切抗議堅決要炸毀一座佛像，從中國人的世俗眼光看來，簡直都是匪夷所思。我們應當慶幸祖先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的宗教非理性遺產。同時，在判斷“文明沖突”里的是非曲直的時候，一方面要堅持和平、人道、保護文化遺產這些舉世公認的道德準則，維護中國在那些地區的權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多幾份超脫、“棄權”，多講究些中庸之道，也不失為一個良策。

其實，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正式出臺的幾乎同時，中國的年輕學者辛旗就出版了《諸神的爭吵——國際沖突中的宗教根源》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而且明確提出了“文明的沖突”這一命題。書中寫道：“西方基督新教商業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與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沖突，仍然是‘諸神爭吵’的主調。”辛旗還指出：“諸神爭吵難以止息，還是那個古老的主題：教義、利益、疆界。”可惜的是，中國學者對于這一主題的探討，十年來沒有足夠深入的挖掘。我們不必在政治上過多介入“諸神的爭吵”，但是無論怎樣界定“文明”的概念，它都離不開道德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探究，因而構成人類歷史上除了“和平與發展”之外的另一個永恒主題。

文/王緝思 來源：《世界知識》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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