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的國際政治術語中，超級大國是一個使用頻繁的詞匯。這個詞匯來源于二十世紀初年，當時的國際政治學者開始意識到大國中有極少數的國家，由于其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特別大，而具備了大幅超出其他大國的左右世界事務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很清楚的展現了這個形勢：同盟國和軸心囯兩大陣營各有極少數的大國擔當核心領導的角色。因此，在同盟國勝利在望的1944年，美國外交政策教授福克斯發表了《超級大國：美國、英國、蘇聯——她們對和平的責任》一書，描繪了超級大國的全球投射力。后來，此書被認為確立了現代地緣政治上的“超級大國”概念。當時的超級大國系指英美蘇三國，后來因為二戰后大英帝國迅速衰落，這一術語就落在了美國和蘇聯頭上。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理由是：世界版圖第三大國、世界經濟第一大國，并能在全球相當大部分地區投射其軍事力量，在全球對其盟友都具有相當影響力，和大英帝國分享全球的制海權。而蘇聯成為超級大國的理由則是：世界版圖第一大國，軍事投射力橫跨歐亞大陸，在東歐和東亞具有相當影響力，經濟發達。

然而，今天回過頭來看，美國被稱為超級大國，那是名至實歸，當之無愧。而蘇聯躋身其間，則只能是歷史誤會——事實上，它根本就沒有成為超級大國的素質與本錢。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蘇聯所以成為超級大國跟二戰中它扮演的角色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根本不可能有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這不僅因為二戰中蘇聯執行了戰時經濟政策，并將軍工產業轉移到西伯利亞，這間接引發了蘇聯的工業革命，使得蘇聯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幅提升，國民生產總值在戰后迅速躍居世界第二，軍事工業更是與美國并駕齊驅;還因為在二戰后期的1945年，蘇聯與英美在雅爾塔會議上，以勝利者身份敲定了瓜分世界的三個主要方案：一是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對戰敗后的德國實施分區占領;二是成立一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這就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常任理事國有一票否決權;三是在歐洲戰場的戰事結束后，蘇聯要對日本作戰。作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報償，三巨頭同意犧牲中國，一方面允許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治，另一方面則允許蘇聯租用中國的大連、旅順港作為軍用港口。當然，蘇聯占領的波羅的海三國也名正言順地成為其領土。可以說，正是憑借了戰爭的槍林彈雨，蘇聯才成為超級大國一員——來路并不算正。

其次，再看看它成為超級大國的唯一本錢領土及人口的來歷。蘇聯浩瀚的國土與眾多人口來源于斯大林時代的“聯盟-聯邦體制”。這種體制實際上是以輸出革命與暴力維系的方式將許多鄰國并入蘇維埃而形成的。具體說來就是：首先，斯大林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聯各地區已經占據絕對的領導地位，通過對少數民族干部隊伍的長期培養和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的領導者都是“受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教育……真正國際主義的共產黨干部”。其次，蘇聯共產黨中央領導的政治-人事紐帶在全國各地積極有效地運行，而且聯盟中央直接領導的秘密警察組織完全控制了所有共和國的政治變動。第三，各加盟共和國(以及蒙古)在蘇共的領導下已經建設成各有分工合作的統一的經濟體系。然而，這一聯盟模式是蘇聯政府強加給各加盟共和國的，他們自己并沒有選擇的權力，如果給他們選擇的話，他們也許不會選擇這種模式。

這種捆綁成夫妻的方式不限于國內，在國際上也一樣。蘇聯所以成為超級大國，除了自己地盤大人口多外，還有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做后盾，這就是東歐那些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而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因為是蘇聯在二戰中憑借坦克強行納入其中的，加上在經濟上強于蘇聯，因而一直想脫離蘇聯的控制。藉是之故，蘇聯為了維系它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已經多次采取鎮壓措施了——比如“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80年代鎮壓波蘭團結工會等等，都是它維系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大手筆。然而，這些國家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紛紛回歸歐洲，蘇聯的一切努力不過籃子打水。

再次，我們來看看蘇聯的經濟實力能不能支撐起他超級大國的牌子。我們知道，蘇聯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制的同時，經濟上的所謂全民所有制直接導致了它粗放的經營方式，其最嚴重后果是社會生產效率低并不斷下降，使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一種“耗費型”經濟。早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他就坦承：“就工業生產效率來說，蘇聯比美國落后3/5，就農業生產效率來說，蘇聯比美國落后4/5。” 這就是說，蘇聯的工業生產效率只及美國的40%，農業生產效率只及美國的20%。蘇聯解體前的30年，社會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基金產值率明顯下降，1960年每盧布固定生產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為72戈比，1988年降為36戈比，下降50%。投資效率也呈現同樣的趨勢，每盧布基本建設投資的工業產值增長額，1961-1965年為1.04盧布，1971-1975年降為83戈比，1981-1985年又降為44戈比。這些數字表明，在蘇聯要獲得同樣的產出，80年代比60年代需要加倍的投入才能達到，社會生產的單位增長須靠投資的加倍增長來維持。這種不斷擴大的倍增的耗費是任何經濟都承受不起的，總有一天當投資不能相應加倍增長時，或投資減少時，生產就會減速、停滯以至負增長。

事實就是這樣，在戰后自1951年至1980年的30年時間里，蘇聯經歷了從“五·五”至“十·五”的六個五年計劃，各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按官方統計分別為13.1%、10.3%、8.6%、8.5%、7.4%、4.4%;按學者的重新評價為：8.7%、8.3%、7.0%、4.5%、4.5%、3.0%。可見增長速度是不斷下降的。進入80年代，蘇聯經濟出現了停滯的趨勢，增長率一直在3%以下，到80年代末期實際上已基本處于零增長。而進入90年代便陷入了生產絕對量下降的日益深重的危機之中，1991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下降17%，國民收入下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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