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秩序觀的解構
清代前期的“賓禮體制”采取“朝貢禮”與“客禮”并行的方案，可見清帝國對外政策的彈性空間較大，往往先考慮敵我力量的強弱，再決定是否行“朝貢禮”，以彰顯君臣名分；或承認為敵體之國，待以“客禮”，對等往來，故有康熙皇帝與雍正皇帝優待俄使的“客禮”案例。但當乾隆皇帝解決北疆問題后，不再需要拉攏俄國，遂摒棄“客禮”，只承認“朝貢禮”是“賓禮體制”的唯一方案， 并借“互市制度”，將不愿稱臣、進表、納貢的外洋諸國列為“互市國”，解決外洋諸國不稱臣納貢的問題。從賓禮體制的改動，便能理解乾隆皇帝為何堅持英國使者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必須行三跪九叩禮， 其根本理由不是虛榮的面子問題，而是乾隆皇帝對“天下秩序”的政治理想與體制設計。過去對馬嘎爾尼使節團的交涉失敗，多以為中、英兩大帝國的“文明碰撞”象征了清帝國的傲慢自大與孤立停滯，但這樣的觀點多少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事實上，馬嘎爾尼與阿美士德使節團經歷的覲禮之爭，突顯的不是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也不能怪罪清政府閉關鎖國、不愿與其通商貿易，而是中外雙方對主權觀念和建構權力關系的方式相互競爭、終不兼容的結果。尤其是馬嘎爾尼使節團提出的平等往來之要求，實則試圖改變以“朝貢禮”為單一方案的“賓禮體制”，就等于挑戰乾隆皇帝對“天下秩序”的政治理想與體制設計，英國使節團自然難以遂愿，只能慊慊而去。 過了24年后，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節團同樣因覲禮之爭，拒絕依照“朝貢禮”方案、向皇帝行禮，使嘉慶皇帝拒絕接見阿美士德，同樣命其出京歸國。
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迫使清政府簽訂《江寧條約》，卻未能改變清帝國的對外交涉體制。直到咸豐八年(1858)，清政府在《天津條約》的約束下，不得不接受“公使駐京”條款，但這些要求中國平等往來的相關條款，不但涉及到清帝國對外交涉體制的根本，也會因承認英國、法國作為“與國”的對等地位，間接影響“天下秩序”的正當性基礎，自然變成清政府無法接受的難題。為了解決“公使駐京”的難題，大學士桂良與英國特使額爾金在上海多次交涉，額爾金最后妥協外國公使不必長駐北京，但要求英法兩國特使在北京換約，遂有后來大沽炮臺炮擊前往北京換約的英法兩國船艦之事，埋下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進占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惡果。 礙于英法聯軍的壓力，清政府不得不履行“公使駐京”的條款，并成立總理衙門，負責對外交涉事務。咸豐十一年(1861)，英、法、俄國公使陸續進駐北京， 并根據《中英天津條約》，提出“親遞國書”的要求，但因咸豐皇帝不愿回京、隨即崩逝熱河，外國公使們未能向咸豐皇帝親自遞交國書，自然也無法討論清政府對外交涉體制的相關事宜。同治皇帝即位后，總理衙門聲明請覲遞書之事，須等皇帝親政后，再行處理，而英國對華政策也改采合作路線，不但不再執著請覲遞書問題，還支持恭親王的執政，幫助清軍進剿內亂，間接穩定了清政府的危局， 也使清政府開始推動洋務運動，欲師夷長技以制夷。
1860 年代清政府推動洋務運動的同時，總理衙門開始導入以“國際法”為規范的條約體制，并試著將國家主權等概念融入原有的“天下秩序觀”之內，呈現出不中不西、互相競爭又彼此妥協的互動過程。在封疆大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支持下，總理衙門得以將歐美國家作為“與國”，并提出一套適用于“與國”的“客禮”方案及其論述，使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不再被限定在“朝貢禮”的框架之中，外國公使團也不必向同治皇帝行跪拜禮。正因為“客禮”的彈性空間，使清政府仍可隨現實政治的需要，調整同治十二年、光緒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公使請覲”的相關儀節，各國公使始終被當作天子的“客臣”，并借“優禮外人”的名義，允許外國公使行“鞠躬禮”，讓清政府能自圓其說，不會破壞“天下秩序”的正當性。 然而，在清政府沒有足夠國力保護其屬藩的情況下，東亞諸國傳統朝貢體系的“天下秩序觀”只能逐漸解構，并轉移到強調現代國家主權與領土概念的民族國家觀，利用“國際法”維護本國的利權，進而引起東亞諸國對“天下秩序觀”的典范轉移。尤其在清帝國國力日衰的情況下，依賴清帝國的屬藩一一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時，清政府維持“天下秩序”的努力終究徒勞，“天下秩序”再也無法包容中國與歐美各國的關系，而清政府堅持“名分秩序”的等差原則很難用來約束外國在華官民的行動，往往讓清政府與外國公使屢生齟齬，其沖突焦點遂集中在“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儀節問題。可以說，中外爭執“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肇因，不在“跪拜禮”的行禮與否，而是身為天子的中國皇帝是“天下秩序”的頂點，尤其是在這樣假設下造成的等差位階與名分秩序，自然與“國際法”的主權平等觀格格不入，難以融合。
1900年，慈禧太后向各國宣戰，卻無力抵抗聯軍的攻擊，只好帶著光緒皇帝棄京西逃。 外國駐華公使團要求重懲清政府圍攻使館之罪，要求清政府重組總理衙門，提高涉外機構在清政府的地位，并試圖讓清政府接受歐美國家的外交慣例，解決長期爭議的“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 各國公使提出這些條件的目的，很明顯是試圖將皇帝“去神圣化”，讓清政府接受以“國際法”為主的國際體系，但考慮到清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公使團也不愿過度折辱皇帝，避免清政府垮臺。 因此，負責交涉的李鴻章等人挽回了在太和殿入覲、乘坐黃轎及乾清宮階前降輿三款，總算維護了皇帝作為“天子”的至尊地位。 然而，慈禧太后回鑾北京后，清政府對外交涉的相關儀節逐漸改行西式外交禮儀，藉以交好公使團，而新設立的外務部也改用“國際法”約束外國官民的行動，不再像過去那樣用“名分秩序”處理外國公使、領事與中國官員往來的問題。 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911.7.20)，清政府廢除禮部， 至此“賓禮體制”才算是完全結束，中國傳統“天下秩序觀”也走入歷史的洪流。不過，“天下秩序觀”與賓禮禮儀雖不再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等差原則與名分觀念，并深深影響了民國以后的外交政策，如上國與主國之分，正統與偽政權的名分之爭。這可從中國現代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得到佐證。 尤其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概念雖看似從歐洲移植的民族國家形式，但其內容卻是從“天下秩序觀”套用新名詞轉化而來的，并被運用在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種族革命”口號之中，成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起源的政治文化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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