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次費盧杰戰役為藍本推動現代城市作戰研究

當今世界城市化趨勢加快，使得人口、財富和資源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急劇增加。整個一戰、二戰，交戰雙方大都將進攻矛頭直指對方政治、軍事、經濟重鎮，海灣戰爭、利比亞內亂、沙特轟炸也門、俄羅斯打擊ISIS等地區沖突90%以上都涉及城市。美國防部由此推斷城市是21世紀最可能成為戰場的地區，城市的安危得失也將成為戰爭勝敗的重要標志，并相繼頒布了《聯合城市戰綱要》、《聯合城市作戰條令》和《陸軍城市作戰條令》，用以指導未來城市戰場環境下的作戰行動。城市作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信息產業和工業生產的基礎，具有人口集中、智力發達，黨政軍群機關眾多等特點，既是國家潛力的集中體，更是決定戰局的核心戰場，很可能某一城市的陷落便決定了戰爭的走向、進程和結局。因此，加強未來城市作戰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城市環境及其對作戰的影響

城市環境與城市戰場環境的構成要素

城市是由人造自然地形、相當數量和密度的人口以及大量基礎設施相互融合構成的綜合體。城市因其具備的自然條件、社會人文、經濟發展、歷史演化、電磁空域、軍事力量等大量構成要素被譽為現代軍事行動中最復雜的作戰地形。戰場環境則是對影響作戰行動的各種情況和條件的統稱。所以，城市戰場環境有：家庭部落、商業政府、社會組織、宗教文化和教育媒體等結構，體現在核心樞紐區域、制造服務中心和貨物集散地等各方面，城市環境愈復雜，對作戰的影響也愈大。

城市根據布局可劃分為中心型、衛星型、網絡型、線性和扇形等幾種類型城市。

城市環境對作戰的影響

廣義上講，城市環境對作戰的影響是指城市的社會性、關聯性、變化性、凝聚力和持續力對作戰的影響，在未來的實戰中，還可細化成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社會、信息、基礎設施等方面內容。異于普通戰場，城市作戰在考慮極度復雜地形的同時，還要考慮無處不在的非戰斗人員和廣泛的基礎設施對軍事行動的影響。

例如：混亂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會干擾部隊軍事行動，自來水廠、輸水管道、供變電站、油庫、水泵機站等遭到破壞則會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宣傳橫幅、燈箱電子屏、空飄氣球、電力線和電話線等會限制直升機低空抵近飛行，倉庫地下室、商場大廈和居民樓等公共設施還可充當潛在武器或者武器平臺。消防警察、市政機構、食品安全、醫療衛生、燃氣電力和教育傳媒等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排除道德準則和國際公約因素，假使攻方在作戰中能夠控制目標城市水源，則可使之充當殺人利器——引水淹城或操縱水源使敵脫水發熱而亡，達成“攻擊敵之所必救”戰略目的，還可充當作戰平臺——實施生化襲擊，傳播病毒、擾亂軍心。此外，城市熱島效應產生的溫差會改變武器的紅外制導參數，樓群陣風效應會干擾機載武器的精確打擊。

城市作戰的特點及難點

由于城市中人口、建筑密集，使得局部作戰環境空間狹小復雜，充斥著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平民，極大地削弱了高新武器效果，增大了誤傷概率，故而處于弱勢的城市防御方能堅守陣地，抵抗兵力占絕對優勢的進攻部隊。

城市作戰的特點

進入21世紀，戰爭的主要目的已從過去爭奪煤、石油等有形資源轉變為對知識、信息等無形資源的爭奪和控制，包括對敵對國領導層與民眾精神意志、價值觀的控制，實力懸殊的非對稱作戰、超視距的非接觸作戰、一擊命中的精確作戰和大規模的信息對攻戰正逐漸成為信息化戰爭的主要樣式，作戰行動常在戰略級別展開。美軍將城市作戰分為三種：外科手術式城市作戰、精確環境下城市作戰和高強度環境下城市作戰。

易守難攻：城市戰場環境復雜、民族風情各異，使得部隊作戰受到諸多限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戰斗隊形易被分割、通信指揮協調不暢、裝備優勢難于發揮、射擊機動轉移困難、人員傷亡居高不下等。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依托市區建筑物構成的環形防御支撐點，與入侵德軍逐條街、逐棟樓、逐間屋的進行爭奪，終于扭轉頹勢取得了戰役的勝利。1994年12月，最先攻入格羅茲尼城中的俄第131獨立旅、第81摩步團2天內即遭到毀滅性打擊，損失坦克、步戰車共計100逾輛，第81團僅生還10人。即便是裝備先進的美軍特種部隊在摩加迪沙也遭遇滑鐵盧，當地民兵利用高大建筑物、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和地下工程設施廣泛構筑堅固堡壘，大量設置地雷、鐵絲網等障礙物，居高臨下進行狙擊觀察，利用樓房、街區、暗堡組織交叉火力封鎖。美軍的傳統優勢在摩加迪沙受到諸多限制：直升機威力大打折扣，坦克、步戰車等大型車輛也無法提供有效支援，反而因機動困難成為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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