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幾點思考

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爆發的大背景是，二戰后美蘇兩大集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進入到冷戰形式的對抗狀態。朝鮮戰爭發生在冷戰格局形成之初，兩大陣營的對峙和斗爭十分尖銳，敵對的意識形態極大地影響著國與國之間關系的發展和變化。越南戰爭則發源與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勢動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矛盾加深，社會主義陣營在中蘇關系惡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勢，民族解放運動發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結盟運動形成，國際戰略格局出現重大變動，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識形態的作用有所下降。與此同時，隨美國核壟斷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發展，使美蘇雙方開始謀求勢力均衡，既爭奪又妥協，爭取將對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避免更多的國家卷入沖突和危機之中，避免將有限戰爭擴大成世界大戰。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機制逐漸成熟。

就中美之間的關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間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接觸。盡管到60年代初，這個會談沒有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畢竟使中美兩國于互不承認和對立的情況下，保持了一條溝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間在1958年和1962年的臺海危機中，為避免發生直接軍事沖突，也已進行過比較有效的溝通。

由此，中美兩國在這兩場戰爭中進行信息溝通的過程，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是，就更深層的意義考慮，即從沖突反應和危機處理的角度，從在消弭危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溝通的要素方面，比較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把握沖突、控制危機的變化過程，總結冷戰中這方面的教訓，還有一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開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溝通方式。

在冷戰的敵對狀態下，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環境中，沖突雙方通過發表警告性或威懾性的社論、聲明或宣言，公開傳遞信息，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因為雙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處在嚴重對立和隔絕的狀態下，這種單一的溝通方式雖被認可，但是其內容卻往往遭到冷落。本來是有意要轉達的信息，結果卻被對方看作是一種恐嚇或要挾的手段，不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方面多次通過公開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國介入戰爭的界限，就是沒有引起美國方面的認真對待。而美國在報刊上不斷表示沒有進攻中國的意圖，這在中國人看來，也無非是欺騙性的宣傳。

第二，建立長期有效的信息傳遞渠道，是及時互通信息、緩解危機的必要手段。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敵對或對立的雙方只有平時在政府間或領導人間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傳遞渠道，并經常保持這一渠道的暢通，才能在危機來臨的時候，起到及時互通信息，從而緩解或消除危機的作用。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之間聯絡的過程說明，對于解決危機來說，這種方式事實上比任何公開聲明都更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鮮戰爭時，由于中美之間缺乏這樣一條渠道，又不能保證臨時尋找的渠道暢通無阻，結果中國既未能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美國也未能阻止中國跨過鴨綠江。如果中國方面能夠把出兵底線的信息及時地、明確無誤地傳遞給對方，美國方面或許能夠把握住這次避免重大沖突的機會。相反，當對方的決策已經做出，遲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確理解也已經為時晚矣。

第三，選擇信息的傳遞者，也是保證雙方溝通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敵對雙方之間，要開辟私下或秘密溝通的渠道，對信息傳遞者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毫無疑問，其人必須是沖突雙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鮮戰爭時期，中國在轉達最具威懾性的意圖時，卻選擇了一個遭到美國排斥的人——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策。其結果自然令中國方面信息傳遞的效果大打折扣。與此相對照，在越南戰爭時期，中美之間一方面通過正式的官方渠道——華沙大使級會談進行接觸，一方面在啟用非正式渠道發送消息時，選擇的信息傳遞者是得到美國人支持的巴基斯坦總統和美國的盟友英國人。事實證明，這種選擇不僅保證了口信的迅速送達，而且還增強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溝通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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