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50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滿清和國民黨那么多年始終是把中國搞得亂七八糟，但是共產黨居然把它統一了；第二，中國從來沒有在世界上揚眉吐氣過，從來都是被列強欺負，但共產黨執政以后，中國的腰桿挺直了。簡單歸納一下以傅鷹為代表的建國以后的知識分子，有幾個非常明顯的因素對他們的思想轉變起了關鍵作用。第一是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和中國的強硬外交帶來的民族地位提升，促發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第二個是共產黨的社會改造與經濟建設在建國初期突飛猛進，帶來了很強的振奮感；第三是共產黨的階級宣傳和思想灌輸給知識分子帶來很強的身份原罪感，這個在思想改造中和土地改革中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造過程中，發現最后自己什么作用都沒有起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共產黨領導工人和農民干的，所以知識分子覺得他們要勞動鍛煉和思想改造，要跟上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第四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后，馬上開展愛國主義運動和思想教育運動，大量的愛國主義宣傳強化了傳統道德感。

任何主義都跳不出民族國家的集體主義

提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困惑，其實是自人類有文字以來所有知識人共同的困惑。特別是歐洲知識界各種各樣的自由觀念、人權觀念、人性觀念，其實很早就形成了，所有這些東西并沒有真正的促進整個社會向尊重人權、尊重自由、尊重平等的方向發展，社會發展還是另一個樣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哪怕從古希臘開始，任何形式的對國家、對民族、對城邦的改造，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建立在人和人之間平等、自由基礎上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其實是專制的，并不是像馬克思后來設想的那種完全自由的世界。這個專制國家強調的還是部分要服從集體的觀念。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古希臘的很多思想家，其實都是我們今天講的整體主義者。

我們可以把當年的思想主張分成三階段，一是古代的整體主義，即完全是由一個整體來控制，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和地位；二是到了近代以后出現了所謂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在承認集體內部的人員的平等權利的情況下，要求一種集體的控制，這和整體主義不完全一樣；三是個人主義。在古代社會的生產力條件下，個人離開集體是生存不了的，集體離開一個整體也很難生存，所以這種情況下，整體主義的流行是任何知識分子都回避不了的一個趨勢。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那些烏托邦式的理想著作，他們都生活在一個最基本的農業社會，他們的統治方式也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統治方式，即使是有民主，也不可能超過古希臘那種城邦民主，實際還是一種半整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有人都要服從那個集體，每個人不能有個人的充分自由。

梁漱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世紀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歷史局限，馬克思是主張要實現人類的全面自由，但是實現全面自由的方法卻是強力的。他認為必須通過暴力的方式，通過爭奪一部分人的財產來實現所謂的消滅私有制。只有消滅私有制以后，才能在強制下實現按勞分配，等社會財富充分發達后才能實現所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但實際上我們今天走過了一百多年，會發現不要說共產主義不可能，就是達到社會主義其實也非常難，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國家能成功實現。

對這個過程稍微作總結，整個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哪怕是離開了古代的整體主義的思想觀念，進入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它還是集體主義，我把它叫做“集體個人主義”。一方面是存在個人主義的，但另一方面其實還有很強烈的集體主義在里面。換句話說，它的個人主義是包含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的，所有個人都要服從這個民族國家，要對這個民族國家盡義務，要服從這個民族國家的一切。同時這個民族國家要和其它民族國家劃一條鴻溝。換句話說，它不是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只是國家內部的平等關系。

所以民族國家還是在起著絕對的支配作用，任何主義都跳不出民族國家這樣一個集體主義。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我們沒有辦法回避民族國家存在的客觀現實。民族和國家的存在不過就是二三百年，人類的歷史發展其實往往是以千年計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民族國家消亡。但是，我相信人類社會的歷史前進是漸進的，不管歷史會在今天發生怎樣的一種扭曲、波折甚至倒退，人類歷史從長遠來看仍然是進步的。另外，不同社會的發展其實是有階段的，處在每一個階段的人都有局限性，不可能要求落后國家的人民能夠有先進或發達國家社會人民的思想觀念。

另外在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我個人還是相信物質與科學技術的作用。雖然科學技術本身的進步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不管怎么樣，我相信這樣一個發展的進程人類是沒有辦法抗拒的。同時我相信人類社會的進步性是不言而喻的，這個進步性不是圍繞一個民族的強大或者弱小，而是圍繞著對人權、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不再單純的把人的生命作為重要的保護對象，很多人已經開始關心動物和植物。人類開始對世界上的一切生命產生一種敬畏感，這實際上反映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可以確定的是，知識分子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推進作用，我認為應該在人性、人道、人權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堅持既有的普世價值觀。胡適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楊奎松

本文由楊奎松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的主題演講整理而成

楊奎松（1953年10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1982年1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獲學士學位。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任編輯，1987年2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任教。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國現代史，主攻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對外關系史、中蘇關系史、國共關系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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