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構建中美西太平洋軍力對比新態勢

“好不到哪兒去，也壞不到哪兒去”，是以往學術界對于中美關系的基本判斷。后半句能夠成立的前提有三: 一是政治上互有期待，中國期待與美合作以繼續融入國際社會，美則希望中國隨著經濟發展在政治上發生變化; 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經貿往來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 三是兩國作為核大國都清晰地認識到軍事上“不沖突不對抗”的極端重要性。經過 2015 年的對華政策的評估和辯論，美國對中國在政治上的期待已不復存在; 特朗普近期在貿易領域的舉措，嚴重削弱了雙方經濟上的深度交融。在中美關系進入下滑通道時，軍事領域守住底線的意義尤為突出。

從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調整的角度看，特朗普就任后提出了內容空洞的“印太戰略”，主觀上可能有在亞太適度收縮的意圖，亞太地區在美國戰略棋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外交政策中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和交易思維，特別是對于中國“競爭者”( competitors) 和“對手”( rivals) 的定位，使其亞太安全事務中針對中國的一面更加突顯。在此背景下，建立能為雙方所認可和接受、相對穩定的軍力對比態勢，防 止兩軍走上針鋒相對之路，任務艱巨又極度迫切。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化戰爭時代的大國軍力對比，顯然不能只限于軍費、裝備、平臺這些硬指標，有論述認為，“軍費開支與武裝部隊規模……僅代表兩國軍事力量的外在表現和物質基礎。即便這兩個因素達成了持平，也不代表兩國實現了軍力平衡， 離國家間戰略平衡更是存在著巨大的鴻溝。① 本文認為，未來雙方需建立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態勢，至少應包括觀念、秩序和實力三個層面。

( 一) 戰略認知層面: 以相互包容為原則，基于“對沖”就開展有限國家間競爭達成共識。

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在處理與對方關系時都秉承了“對沖”( hedging) 的基本理念，強調以“兩手”對“兩手”: 美國對華政策是“接觸”加“遏制”，中國對美國則是“合作”加“防范”。這種選擇符合雙方存在巨大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差異的事實，也與雙方都是超大型體量國家的現實狀況相匹配。但是這樣的互動模式，極易導致雙方 陷入更深層次的相互懷疑。隨著中國的崛起引發美方強烈憂慮，不少中國學者判斷， 美對華政策已出現了從“防范型對沖”向“遏制型對沖”轉變的危險傾向。

近年來，中美政、學兩界都曾在觀念維度做出努力，如政府層面習近平主席倡導“新型大國關系”，美方提出“戰略再保證”“負責任利益攸關方”; 學術研究領域基辛格提出“大交易”和“共同演化”等。以此為起點，中美的有限競爭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將接受對方的存在與發展作為處理兩國關系的前提，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 目標。二是接受對方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和適度擴展，將不觸碰對方的核心利益 作為底線。例如，美國應逐步改變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外交與軍事干預政策，接受中 國由陸權國家向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和平轉型，允許中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在地區事務上擁有更多發言權; 中國則需要承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合法利益與軍事存在，也應理解美國作為傳統海權大國對于中國向海上投射權力所必然產生的敏 感和焦慮情緒。三是均致力于尋求積極合作而非消極合作，即在互動中最關注絕對 收益即己方能否從中受益，而非相對受益即己方的受益是否大于對方; 最為關切的是絕對損失即己方是否受損，而非相對損失即己方的受損是否小于對方。四是都有管 控危機的強烈意愿，均同意為此讓渡部分利益。近年來中美簽署的兩個諒解備忘錄，包括重大活動事先通知對方，遵守共同的海空行為準則，在實質上都意味著要部分讓 渡軍事上的主動性、突然性和自由行動空間。

( 二) 地區秩序層面: 以相互認可為原則，沿第一島鏈就利益邊界與戰略疆域達成共識。

中美之間的軍力對比態勢變遷，主要體現在舊的利益邊界已被打破，新的“戰略 疆域”共識沒有得到確立。 在未出現顛覆性新型軍事技術的前提下，雙方在第一島鏈附近海域形成戰略平衡線，既較為現實也可為雙方所接受。

從技術發展角度看，這條戰略平衡線是大陸技術向海洋延伸的終點，也是海洋技術向大陸推進的極限。中美作為“兩種平臺、兩種戰略間的綜合博弈”，雖均擁有較完整的軍種結構，但仍各有側重: 中國天然是陸權強國，至今仍以陸上力量為主體，作戰理念多基于“由陸向海”，在海洋領域更注重的是反海軍技術而非海上控制。美國在東亞地區則始終以海上霸主形象出現，作戰力量以海上平臺為核心，強調“由海向陸”投送力量。有學者指出，“在中美兩軍充分利用新興軍事技術并發揮各自地緣優勢的情況下，美國很難在中國近海戰勝中國，而中國也不太可能在遠洋發生的與美國進行的對抗中獲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第一島鏈將是中美雙方均勢所能達到的極限。”

從安全需求角度看，中國的軍事戰略方針曾在 1980 年由“積極防御，誘敵深入” 調整為“積極防御”，就是要將防御線推到領土邊界之外，以減少損失。隨著武器裝備的遠程化和精確化、遠程化，中國勢必需要更寬的戰略縱深。對美國而言，中國的 地緣優勢、龐大的防空系統以及陸基偵察預警手段，使其在第一島鏈內的優勢越來越不突出，戰略“后退”是在追求“零傷亡”理念指引下必然做出的選擇。調整后的亞太美軍，對于在第一島鏈以內海空域維持絕對優勢的需求實際上已經有所降低。

當然，這條戰略線并非像陸地上的邊界那樣清晰而固定，更多的是從占據優勢和 施加影響的角度來界定，而非要求雙方劃定一條實際的界線，互不越雷池一步。

( 三) 軍事實力層面: 以相互克制為原則，基于避免惡性軍備競賽的共同利益就力量發展高點達成共識。

中美在軍事領域的相互克制應包括核、常規和新興戰略空間三個領域。

在核領域，中美需要做出一系列明確的共同保證，增強雙方核武庫的威懾能力， 以顯著降低常規危機或沖突升級為核對抗的危險。對于美國而言，應摒棄“美國主 導地位必須拓展至核領域”這一危險的觀念，不尋求減損中國的二次核打擊能力。 對中國而言，在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的前提下，可繼續澄清核武器發展的 目標，包括不尋求與美對等的核軍備水平。

在常規力量領域，中美的軍力建設都有必要考慮“遵循風險最小化原則，抵抗利益最大化原則的誘惑”。中國以具備維護主權安全的軍事能力為底線，僅追求與美西太平洋軍力之間的平衡，而不追求與美及其盟國合力的平衡或與美全球軍力的平 衡。美國也應接受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進取和影響力的擴大，不挑戰中國在 該地區的相對優勢地位，同時承諾有效約束盟國的軍事力量發展，防止這些盟國利用 美國的背書主動向中國挑釁。

在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雖然中美之間的差距毋庸置疑，但這些空間易攻難守 的特性和所部署資產的高價值性、脆弱性，決定了雙方都不可能在這些領域形成絕對 優勢，更不可能完全剝奪對方的進攻能力。因此，需要達成的共識是，在某些關鍵、敏感領域，允許雙方擁有針對對方的“撒手锏”，允許相互脆弱態勢的存在，并在主動攻擊上達成“互不首先使用”網絡與太空武器實施攻擊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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