惱火：赫魯曉夫像傻子一樣被蒙在鼓里

毛澤東考慮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防止美國對炮擊行動做出激烈反應。

在第一臺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特別注意避免與美軍發生正面沖突，如對攻擊大陳島、一江山島時機的考慮，以及下令讓蔣軍安全撤出大陳島。(36)1958年炮擊金門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同樣是美國的反應。很可能就在這時，毛澤東想到了要向美國人顯示一下中蘇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關于中蘇共同建立海軍艦隊的建議，恰恰提供了一個機會。毛澤東為蘇聯人提出的一個有待商討的建議如此大動肝火，態度粗暴，不僅令蘇聯使館和赫魯曉夫本人如墮五里云霧，也讓后來的研究者難以理解。(37)顯然，民族感情受到傷害或個人脾氣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的行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盡管赫魯曉夫當時是這樣猜測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澤東這樣做是借題發揮，別有用意。筆者詳細閱讀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澤東分別與尤金及赫魯曉夫的全部談話記錄，并由此斷定，毛澤東在共同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上向蘇聯發難，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魯曉夫本人引到北京，并與他簽署一個公開的聯合聲明。

7月22日與尤金的第二次談話是毛澤東約定的。在滔滔不絕接連幾個小時的講話中，毛澤東嚴厲地指責了蘇聯人對中國的一系列錯誤言行，令聽者感到問題十分嚴重。最后，毛澤東把態度緩和下來說：“這次沒談通，可以再談”，“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魯曉夫同志談。或者請赫魯曉夫同志來北京，把一切問題都談清楚”。“他來，我們還可以發表個聲明，嚇唬一下帝國主義”。(38)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魯曉夫果然來到了北京。在當天舉行的會談中，赫魯曉夫不厭其煩地向毛澤東解釋蘇聯所提出的建議，并一再保證絕無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談話間，毛澤東不經意地提到：“我們應該就會談發表一個公報，也許我們可以嚇唬一下帝國主義者。”驚魂未定的赫魯曉夫很容易就上鉤了，他馬上答道：“這是個好主意。讓他們猜一猜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究竟談了些什么。我們這方面準備派庫茲涅佐夫、波諾馬廖夫和費德林同志參加公報的起草。”毛澤東接著說：“我們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喬木同志。我們應該嚇一嚇帝國主義者，他們會被嚇著。”(39)第二天的談話就比較輕松了，赫魯曉夫談起阿聯總統納賽爾訪蘇，并說：“發表會談聲明是納賽爾提出的，我們同意，效果很好，對我們有利。”毛澤東立即接過話茬，不無用意地說：“他們只知道發表了聲明，不知道葫蘆里裝的什么藥。第一、要斗爭；第二、要講策略。現在的形勢對我們有利。”(40)赫魯曉夫當時沒有聽出這里的話外之音，但事后回想起來，應該明白毛澤東的用心了。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會談中，毛澤東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想法。關于蘇聯代表團回國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想組織一個比較隆重的歡送儀式，搞上四五千群眾，排出儀仗隊，再邀請各國使節參加，你看如何？赫魯曉夫有些驚訝地說：昨天已經談好，還是像來的時候那樣安排我們回去。又說，我來之前我們也是這樣商量的。毛澤東說：我本來提出了三個方案，公開來，公開去；秘密來，公開去；秘密來，秘密去。但公報是每一個方案都要搞的。赫魯曉夫還是堅持不要公開，以免給敵人提供造謠的材料。毛澤東則認為，來時應該秘密，走時就不必了，但可以簡單些。(41)結果，前往南苑機場送行的只有中國領導人和蘇聯代辦。不過，同時還發表了會談公報：“雙方在極其誠懇、親切的氣氛中，就目前國際形勢中迫切和重大的問題，進一步加強中蘇之間友好、同盟、互助關系的問題和為爭取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共同奮斗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42)

回到莫斯科后，赫魯曉夫還沒有想到毛澤東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得意洋洋地報告了中國之行的成果，會議一致認為，“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訪問”。(43)為了表示與中國的團結一致，在會談公報剛剛簽字后，莫斯科時間8月3日上午10時，蘇聯電臺便中斷了預定的節目，開始廣播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會談的消息，隨后又反復播報會談公報。據駐蘇使館報告，連日來蘇聯各大報對中蘇會談反應熱烈，以大量篇幅發表消息、社論，各單位紛紛組織讀報、座談和群眾大會。在大規模的宣傳中，蘇聯輿論強調這次會談具有歷史意義，公報充分顯示了中蘇之間“堅如磐石”的團結，甚至轉引了越南報紙的說法：社會主義陣營是“以中蘇為首”、“以中蘇為核心”的。同時，報道還突出了對帝國主義的譴責和不怕戰爭的精神。(44)

對于毛澤東來講，蘇聯的這些舉動正中下懷。(45)其實，毛澤東如此做法，無非是想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中國日后采取的行動是經中蘇雙方協商決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報發表后，在北京的各國使館都猜測，“兩國軍方可能會采取某些行動”。(46)蔣介石的高級顧問陶希圣稱，赫魯曉夫飛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亞洲發動新的騷擾，新任參謀總長王叔銘預感“顯有重大事件”發生。(47)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此一行動乃為九年來俄共與毛匪雙方勾結之最重要”的會議，并告蔣經國，中共“進犯臺灣之期在即”。(48)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媒體也十分關注，并紛紛猜測。(49)杜勒斯認為，會談公報是中蘇在合伙試探美國是否會在蘇聯擁有彈道導彈的情況下在某些地區表現出軟弱。(50)炮擊開始后杜勒斯進一步判斷，中共對金門的軍事行動“很可能是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7月末在北京會晤時達成的一致行動”。(51)中央情報局則斷言：“我們有證據表明蘇聯沒有鼓勵中共挑起危機，但蘇聯顯然默許并支持了中共的炮擊行為，因為蘇聯人相信這不會導致中共和美國之間的大規模敵對行動。”(52)蔣介石也認為，這次行動是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會談時做出的“鄭重決定”(53)在中共采取軍事行動時，讓對手感受到中蘇同盟的存在和中蘇團結的力量，這正是毛澤東所期待的反應。

然而，赫魯曉夫卻像傻子一樣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魯曉夫訪華期間，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提到臺灣問題。(54)事后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上不無得意地談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轟金門是我們跟蘇聯商量好的。其實，赫魯曉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國來的時候，根本沒有談什么金門問題。如果說了一句話也就算談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55)時隔一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解釋自己的決定時又說：美國人“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并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后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這么大的風波，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動這么多兵艦”。(56)

炮擊金門的行動對莫斯科確實是很突然的，因為通過中國的通報和自己的觀察，當時蘇聯并不認為中共在臺灣問題上會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1957年4月蘇聯使館的報告就認為，盡管“依然十分重視加強沿海地區的防衛”，但中國政府奉行的是“和平解放臺灣的基本方針”。(57)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關于臺灣問題的詳細報告中提到，蔣介石對臺灣的控制正在衰落，美國正在通過減少援助來對蔣介石進行節制，反對他如此強烈的反攻大陸的愿望。兩個月后尤金又報告，4月5日他與周恩來在北京機場進行會談時，討論了最近杜勒斯對臺灣的訪問。他們注意到，杜勒斯在臺灣只停留了不到兩個小時，而與蔣介石進行實質性談話的時間就更短了。由于相信美國對臺灣的支持正在減少，蔣介石在談話時顯得緊張不安。(58)7月25日，即炮擊前不到一個月，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給蘇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長達75頁的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其中竟沒有一段是專門講述臺灣問題的，只是在論述對美政策時才順便提到，對于美國不斷制造“兩個中國”局面的陰謀，中國政府認為必須給予更加有效的反擊。(59)此外，蘇聯人知道中共對臺灣問題十分敏感，也不愿過多干預這類事情。自7月以來，中國政府多次就某些國際會議和聯合國機構的代表問題對蘇聯外交部提出交涉，堅決反對可能導致“兩個中國”存在的現象。(60)以至蘇共中央不得不出面，“請中國派負責臺灣問題的同志與蘇聯使館在8月初進行座談，介紹有關臺灣的情況”。(61)

面對毛澤東的“突然襲擊”，莫斯科當然十分惱火。時任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的賈丕才在危機中曾隨同葛羅米柯訪華，他回憶說：“那時，中國人是我們的盟友，無論是作為盟國還是作為共產主義伙伴，他們都有義務向我們通報他們的意圖。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正在臺灣海峽游弋，而中國人在沒有與我們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便貿然發動炮擊。”(62)當時赫魯曉夫不便公開暴露盟友之間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惡氣終于在一年后與中共領導人會晤時發泄出來。赫魯曉夫不僅表示反對中國處理沿海島嶼問題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澤東事先沒有告知這一情況。盡管毛澤東進行了辯解，赫魯曉夫仍然賭氣地說：“我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們的事。”他一再強調，蘇聯很不了解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政策。(63)赫魯曉夫這樣說，是因為莫斯科當時承擔著社會主義陣營盟主的責任。當中國面臨危機時，國際主義的理念和義務要求蘇聯必須出面保衛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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